酒与青铜—浅论先秦时期的酒器与酒文化

酒与青铜

—浅论先秦时期的酒器与酒文化

商 宁壶

中贸圣佳2019年春季拍卖会拍品

数千年前，第一杯琼浆自发酵的谷物中流出，先民将这种甘美的浆液称为酒。千百年来，它辗转于各式陶杯、铜觚、瓷盏之中，汩汩流经了整个中国的历史，酒与各式酒器自此成为了中华文化最鲜明的标签之一。而在酒与政治紧密联系的商周时期，酒器中蕴藏的酒文化是最为神秘，也是对后世影响最深的。可以说，欲论中国的酒文化，则必先自先秦的青铜酒器论起。

一

酒之源

《淮南子》有“清盎之美，始于耒耜”之语，诚然如是，中国人饮酒的历史，几乎与挥舞耒耜耕作的历史等长。史书中已难考证我们酿酒的确切起源∶《吕氏春秋》载有“仪狄作酒”，言夏禹时期一名叫仪狄的女官发明了酿酒；而民间传说中，则尊杜康为酒神，传说杜康是偶然在储藏吃不完的陈谷时发现了酒，东汉曹孟德亦据此写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无论如何，可以断定我国在有史以前就有了饮酒的习俗·考古资料也佐证了这一点，无论是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酿酒陶漏缸，还是近年在新石器时代陶杯、陶壶上检测出的麹酒残留痕迹，都证明我国的饮酒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展地初具形貌了。

在诞生之初，酒就被赋予了通神与礼祀的特殊功能。《礼记》载“礼记 : 表记 - 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秬鬯是以黑黍 和郁金草酿造调和出的酒）。”古代先民用谷物精心酿造清酒祭祀天地与先祖，饮酒后的恍惚间，则仿佛可通达神明。这让酒与稻谷、浆果等普通食物相区别，从一开始就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菖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

陶漏缸缸底部有一圆孔，利于蒸馏后的液体流出

进入夏商时期，国家与王朝的概念逐渐形成。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能同时在礼祀天地与戎事占卜这两件大事中不可或缺的，除了用以铸造礼器、兵器的青铜，便仅有酒而已。由此，酒便与青铜礼器一同，在“国事”中占据着无与伦比的地位，饮酒这一行为，也自然要摆脱上古时期“污樽抔饮”的原始状态，使用与地位尊卑相称的各式酒器进行。商周时期用作礼器的各式青铜酒器，便是在如此“重酒”的社会环境中诞生的。

二

酒之器

商周时期酒器材质有青铜、漆木、兽角等多种，而应用最广、地位最高的无疑是青铜器。青铜酒器按器型定名有二十余种，其中既有壶、罍这般，有青铜器自铭与文献互相佐证的，也有角、斝这般，由宋人据先秦礼书定名，今人延用的。商周时期缺乏图、文互证的清晰文献，历几千年至宋代又易传讹误，这些源自《周礼》、《礼记》的酒器名称，若无带有铭文的铜器自证，很难确认其定名的准确性，因此不少酒器的定名至今仍有争议。不过，依据现在公认的定名，我们仍可以依托考古出土资料对商周的酒器进行归类，并考据其功用，据此一窥先秦酒器中的规制与文化。

商周青铜酒器的器型与定名

商周时期，如此众多种类的青铜酒器并不一定同时出现在宴饮、祭祀之中，它们因尺寸、用途、尊卑等级的不同，可以互相代替，随着朝代兴替也不断有旧器型逐渐消失。如今我们可以按其功用，将先秦时期的青铜酒器大致分为盛酒器、温酒器、饮酒器、挹注器四类，也对应着储酒、温酒、饮酒等几个阶段。

1、盛酒器

盛酒器所包含的器型十分丰富，可以储存酒浆的尊、罍、瓿、壶、卤、方彝、觥等皆属此类。

此中，尊是最为典型的一类，先秦所称的“尊”往往是酒器的统称，常与“彝” 并用，代指所有青铜器，铜器铭文中即常见“作宝尊彝”的句式。而如今被我们称作“尊”的，是一种敞口鼓腹容器，有方器、圆器两种，流行于商代前中期至西周中期。在各大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尊中，不乏人尽皆知的重器，如著名的四羊方尊、铭有“宅兹中国”的何尊等。

商晚期 四羊方尊 现藏国家博物馆

西周 何尊 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与尊相似的罍、瓿、壶、卣、方彝，则因口、腹造型比例不同而各自成器，它们功能相似，分别流行于不同的时期。

商晚期 皿方罍 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罍 流行于商晩期至春秋中期，是小口，直颈的容器，器身最宽处在肩腹交接处。有方罍、圆罍两种，偶尔有盖。

商晚期 青铜瓿 现藏国家博物馆

瓿主要流行于商代，形似罍 而宽扁，器宽大于器高，最大腹径在腹部正中，偶尔有盖。

壶，长颈，深鼓腹，带有圈足。铜壶可谓是诸多酒器中使用最久的器型之一，直至汉代仍颇为常见。

商 宁壶 中贸圣佳2019年春季拍卖会拍品

卣流行于商至西周，是一种专门用来装鬯酒（用郁金草汁调和的酒）的特殊盛酒器，一般为椭圆形，敛口大腹，有圈足，通常还附有盖盒以及提梁。卣中亦有造型较为特别者，其中著名的如湖南出土的商晚期虎食人卣，其装饰风格颇具时代和地域特色。

商晚期 虎食人卣 现藏法国赛努奇博物馆

方彝流行于商中期至西周早期，作长方形状的深腹容器，一般有四阿式屋顶形盖。

商 青铜方彝 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觥流行于商中期至西周早期，一般为椭圆形腹，圈足或四足的有盖容器，前有短流，后有鋬。觥的器盖一般作有角的兽首状，造型辨识度颇高。

商 父乙觥 现藏河南博物馆

此外，包括尊在内的盛酒器，如卣、觥等在商周时期也常有制成鸟兽形的，典例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鹗尊、山西二郎坡村出土的铜鸮卣，其造型往往颇为灵动有趣。据《周礼·春官·司尊彝》载，包括鸟兽尊在内的六尊六彝一般用以盛放过滤后专供祭祀的各种酒，按四时祭祀所需取用，可见此类鸟兽形器在当时的地位应不同寻常。

商晚期 鸮尊 现藏国家博物馆

2、温酒器

商周时期，受酿酒和存储技术所限，酿出的酒常需加热以去除里面的杂质，并提升酒的口感。相应地，酒器中即有专门用以温酒的器类，其器型主要为爵、角、斝。

在诸般青铜温酒器中，爵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爵最早见于二里头文化，商至西周皆十分流行，西周中期后逐渐消失不见。商人重酒，贵族随葬礼器也是以酒器为核心的，据考古发现，商代墓葬最基础的器物组合便是一爵一觚，身份高贵者的随葬品更丰富。但无论如何，爵和觚的组合都基本是贵族随葬器的核心。可推测爵和觚是当时温酒饮用的器物组合。

青铜爵有三只高足，长流尖尾，靠流一侧的口沿上设双“柱”，器腹一侧出鋬。其独特的造型引来了对其功能的众多争议。《说文解字》中载爵为一种饮酒器。但显而易见的是，爵细长的三足、宽扁的长流，且口沿上有突兀的双柱，想来用作饮酒是颇为不便的的。据此，荣庚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提出爵应是温酒器，并举出铜爵腹下有烟 炱的实证，可想是更具说服力的观点。

角和斝都是与爵较为相似的温酒器。角，形似爵，但无柱，且两端皆作尖尾形状，时常见到配有盖的。在出土随葬品中，除了觚、爵组合，也见有觚、角相组合的。由此可见，爵和角在宴饮中很可能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斝与爵相似，流行于商至西周早期，其器型比爵更大，虽也有双柱和环鋬，但是没有尖尾和长流，比爵更像是标准的温酒用器。

青铜爵、角、斝造型对比图

关于爵、角、斝这三种温酒器，另有一个颇为有趣的议题，就是爵和斝口沿上设一对伞形柱的作用。荣庚曾推测，双柱是方便温酒后，用以把持受热的爵杯的。此说虽有一定的依据，但也有学者提出，爵杯也有铸成单柱的样式，或是有双柱偏小、偏于爵杯一端的，这些情况下，双柱便不再适宜把持了。于是，也有学者推测爵、斝上的双柱可以悬挂滤网，用来在倒酒时筛去酒中的杂质。如今的诸般论点皆有其依据与不足，而若要找到确证，恐怕只有等待新的考古资料的出现了。

商晚期“妇好”铜方斝 现藏国家博物馆

此外，盉是先秦青铜酒器中受争议较多的一类。盉通常是鼓腹三足（或四足），腹上出流，一侧有鋬的有盖器造型。吕大临在《考古图》中认为盉是调味器。王国维在《说盉》一文中，则推断盉为酒器，是“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这一推断也多被后世学者采用。此外，也多有学者跟据考古资料，认为西周晚期以后，盉常与盘成组出现，且铭文中有盘盉连称者，这一器物组合与盘、匜组合的水器颇为相似，因此盉应该是与匜相似的盥洗器。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可以推测盉的功能或不局限于水器或酒器中的一类，而是根据时代和使用需要而不断变化。

另值一提的是，在战国至两汉的青铜酒器中，还有一类与盉相似，但流作曲喙状，通常附有提梁的造型，古代将其归为“盉”，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其应称为“鐎”。从古代典籍看，鐎除了温酒之用以外，还可以用来盛郁金草汁调制图酒，是更为标准的酒器。

“鐎”与“盉”的器型对比

3、饮酒器

因古代的酿酒技术并不能酿造出高度酒，因此当时的饮酒器也比宋元以后的酒杯壮硕不少。商周时期，用于饮酒的青铜器型主要是觚、觯两类，其他如耳杯、卮等器型出现较晚，且在青铜器中较少见，本文中仍以觚、觯二者为主。觚是青铜饮酒器中最为常见的一类，一般为喇叭型口、外撇高圈足的长筒状器，其最早见于二里头文化，盛行于商，西周早期渐衰，至西周中期逐渐罕见。觚与爵一同组成了商代礼器组合形式的核心。商人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基本都是在一觚一爵相组合的基础上，增加数量或者器物种类，以区分身份尊卑。

关于觚与爵的用法，荣庚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认为“如需温酒而饮则用爵，不需温酒而饮则用觚”。而日本学者林巳奈夫考据觚的器型演变后认为，觚在商晚期时，口部扩张而器腹内收变小，这种造型直接用于饮酒很容易洒出来。所以晚期的觚很可能用来盛装甜酒（醴），并用匙（柶）舀取而食。并以一处青铜器铭中，人手执觚，觚中插柶的形象为例证，二者颇能相互印证。

商早期、商晚期铜觚造型的变化对比

左图： 商早期（安阳小屯M232出土）

右图：商晚期 （殷墟西区M572出土）

《商周金文录遗》中殷尊铭文，上有跪坐的人手持觚的造型

觯的出现晚于觚，其出现于商中期，但直至商晚期，觯 都未能成为青铜礼器组合中的主要成分。从西周早期起，觯开始逐渐取代觚出现在酒器组合中，往往一爵配一觯，二爵则配一觚一觯，可见觯应该与觚一样，都是配爵使用的饮酒器。

商晚期 守父乙觯 现藏河南博物院

4、挹注器

古代向饮酒器中斟酒称“酌”，而酌所用的就是挹注器。在商周时期，挹注器一般为“斗”和“勾”。斗、勺二者颇为相近，《说文解字》即载“料（斗），勺也。”可见古人亦常常二者混用。后王振铎在《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一文中，提出"持斗、勾二字书法结体观之，斗之柄出自斗首腰际，句之柄与句首通连”，即斗柄连在斗首的中部而句柄则连在句首边沿处，与我们今日所用的勺子相似。如今的器物命名亦多采这一观点。

斗与勺在功用上，似乎也并无分别，郑玄在《周礼·考工记》中注云“勺，尊斗也。”或可知斗与勺在当时，应用作从盛酒的尊中取酒，注入饮酒的觚、觯中以供引用。

都、勺器型对比

左图：铜斗（安阳小屯MS出土）

右图：铜勺（殷墟西北岗M1400出土）

盘龙城商代遗址出土的一组铜器组合，以爵斝、觯为核心，配罍、鼎，其中仅鼎为食器

四

酒之礼

在先秦如此丰富且精美的青铜酒器 背后，是繁盛且成熟的饮酒文化。殷商虽没有详实的礼书、史书记载，但在后世传说以及殷商时期的出土酒器中，皆烙下了“重酒”的标签。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太公六韬 》载：“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干余人为辈。”纣王“酒池肉林”的传说警示着每一朝统治者，但后世也有学者考证，殷人以酒为池、群聚牛饮，是从上古“污樽抔饮”时期传下的遗俗，自有其历史渊源。

不过，即便不论周人传说中对纣王 嗜酒之事夸张、中伤的部分，商人重酒也是不争的事实。仅看安阳殷墟的商晚期遗址，不但妇好墓等上层贵族墓中出土了各类以爵、觚为核心，精工细制的青铜酒器组合；便是平民墓葬中，随葬酒器的比例也极高。据统计，1969-1977年在安阳殷墟西区的发掘中，代表中下层平民的小型墓共 939 座，有随葬陶器的墓 719 座，而其中 508 座都随葬了爵、觚组合的酒器。

同时，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也 可以见到前代商王大量用酒的记载，《甲骨文集合集》中录有两段武丁时期的卜辞，一为“贞昔乙酉葡旋御（于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羌，三百（牢）”；一为“贞王侑百鬯、百牛”。其中“鬯”即鬯酒，通常用卣盛装。据卜辞，武丁一次祭祀需要用“百鬯”，用酒量之大可见一斑。由此可见，“商人重酒”不仅是传说中的昏君嗜酒，酒与酒器已经融入了商代的宗教信仰与国事之中。

左图：301；右图：32044

1. 《甲骨文合集》301：贞昔乙酉葡旋御（于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羌，三百（牢）；

2：《甲骨文合集》32044：贞王侑百鬯、百牛；

3、西周 大盂鼎 现藏国家博物馆。

其长篇铭文中有称颂周文王、 周武王的统治下“酒无敢耽”一句

周人伐纣灭商后，对商人崇饮、尚酒的习俗做了反思：无论怎样的客观因素影响，商朝重巫、重酒的社会氛围，都加速了其灭亡。西周初建之时，辅佐周武王灭商的周公旦，因曾目睹殷人纵酒的恶习，在其摄政治国的期间对饮酒酗酒之习做了严格的约束。在周公旦的弟弟康叔被分封至殷商故土卫国时，他担心殷商遗民的酗酒恶习难驯，专作《酒诰》以警示康叔，也借之告诫万民：酗酒为乐使殷商招致了上天的惩罚而灭亡，官员百姓皆不可酗酒无度，不可迷醉失态。《酒诰》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禁酒的诰文，它对周代重食轻酒的礼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后朝周康王册封贵族盂时，仍以“酒无敢耽”作为训诰（见大盂鼎铭文）。也无怪乎进入西周以后，作为食器的鼎、簋逐渐取代了作为酒器的爵、觚，成为青铜礼器组合的核心，从而形成了“周人重食”的传统。

即便如此，周公也并未禁绝周人饮 酒，《酒诰》中载：“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罪。”其中“无彝酒”告诫大小官员不可常常饮酒，而“饮惟祀”则指明唯有祭祀的场合可以饮酒，但不可过量失态。其后又教化殷商遗民，若能“孝养厥父母”，便可“自洗腆，致用酒”，带有一定的奖赏性质。可见在自百姓我约束的前提下，周公也并不否定酒在祭祀与社会运行中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周公作《周礼》厘定尊 卑礼仪时，专门规定了饮酒之礼。《周礼》中设置掌管制酒的官职“酒正”，即专职管理酿酒之事。在酒正的管理下，不同场合、不同功能的酿酒、用酒皆有其制，这也就使酒的生产、配给都有了约束。

此外，《周礼》也对饮酒的尊卑礼节、 赏罚用酒做了明确的规定。《周礼·冬官考工记·梓人》载：“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其中便规定了酒器的容量，又明确了献酒用爵，酬酒用觚。献酒、酬酒是中国早有的酒习，《诗》中即有“献酬交错”之语，郑玄笺曰：“始主人酌宾为献；宾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饮酌宾曰酬。”爵是饮酒器使用的重心，其地位最尊，容量最小，因此贵者献以爵，卑者酬以觚。商周献酬之礼，还有很多其他对酒器、材质的要求，宴饮中的尊卑礼制也在这一过程中被确定了下来。此外，《周礼》中还规定了不同情境中，用酒作惩罚的做法。如《周礼·地官·小胥》中载：“掌学士之征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觵即觥，可见此处将其用作罚酒之器。

正是西周统治者对于酒“无彝酒”、 “饮惟祀”的这种态度，让先秦的酒文化不致断绝于此，而能在“德”与“礼”的约束下，孕育出更为丰富的内涵，成为了社会运行的助力。

从“商人重酒”到“周人重食”，随 着朝代更迭，作为礼器的青铜酒器虽然历经了衰退与流变，酒事却恒久不变地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之中，绵延发展至今。而今天的我们在举杯对酌时，亦不免能遥想追溯到古人的影子：魏晋之风雅，汉唐之壮丽，无数酒中的清歌雅韵，都终将汇入无数王朝以前，那滴最初自稻谷中流出的酒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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