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是件快乐的事 但需找到法门

伟大的德国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说过：“收藏家是最幸福和快乐的人。”歌德早年在韦茨拉尔的最高法院工作，后到罗马和巴黎旅行，最后定居于他的故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他家住在牡鹿沟街上的一所很宽敞的房子里。他在这里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致力于建立一间自然博物陈列室和搜集收藏绘画。歌德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环境，赝品不像如今这样泛滥，而且收藏仅限于上层社会，所以他能说出：“收藏家是最幸福和快乐的人”。

中国的收藏行业，自明清开始就越来越复杂了，加上中国历代有仿古的传统，这使得收藏便是个很特殊的行业。差不多与歌德同时期的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皇帝），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青铜、书画、瓷瓷、文玩杂项无所不涉。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堪称为一个狂热的艺术品收藏家。

这位皇帝面对收藏，却难有歌德所说的幸福和快乐。说明当时的中国收藏环境也是很复杂，加上为了讨好皇帝，各个文武大臣和各个地方官及商人等各方“寻宝”，鉴别问题就是头等苦恼的事。艺术评论家石建邦一篇“炮轰”乾隆皇帝收藏品位的“檄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许多争论。在文章当中他指出，一向以儒雅风流、热爱收藏著称于世的乾隆皇帝根本就是个“破坏狂”。

乾隆丙寅（1746）正月临摹《快雪时晴帖》之后，写了五首七绝

在好端端的玉器上刻味同嚼蜡的“御诗”、以累累印章和御题占满传世画作，将其弄得伤痕累累，都是这位皇帝经常做的事。皇宫内所藏的书画、瓷器、玉器、铜器、景泰蓝、竹木牙角，无不被他起劲儿地折腾过。这样看来，乾隆皇帝有功劳的一面，也有破坏性的一面，说的严重一点：各个文物上面永久性“小广告”贴了不少，有价值的著作不见多少。这也是这位皇帝留给后世收藏界的历史教训。

我们今天要把收藏搞成你的终身事业，只能从专业技术和学术上下苦工。亦藏亦乐，以学写经，自在逍遥已经不是那么容易。要想有所作为，须在实战、眼力、顿悟、历练、学术中下力气。没有经济实力的收藏家而言，收藏而不搞商业，一般资不抵藏。收藏而不刻苦专研，难免有立锥之地，搞不好往往成为街贩店奴。

专研苦学，可以提升眼力，提升审美，克制欲望，增添文化修养，也可去伪存真，去粗留精，子弹不会乱打，留下弹药打在必该打的地方。一些藏家，欲望容易膨胀，摊子越铺越大，讲求大而全，多而广，什么门类都摄入，却忽略人的精力和财力的极限，最后成了一样都不精的杂家，其结果是老牛拉不动车，群犬猎不到兔。狼之所以总有收获，其原因是目标专一，战略上全盘布局，战术上稳扎稳打。

世界很大，我们都很渺小，我们不可能拥有所有。我们能拥有的是务实渐进和量力而行。小有小的收获，大有大的风险。冒进的结果是“大跃进的恶果”，守旧的结果是“一事无成空悲切”。收藏也是这样，你不能藏尽所有，你只能藏真、藏精、藏经而成。收藏之所以难，难就难在取舍和目标，难就难在一生过程的顿悟和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