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起：古书画的鉴定与收藏问题十谈
鉴定家应具备的条件
启功先生在为张珩（葱玉）先生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作序时说：“古代人论史学家，须有‘才、学、识’三个基本条件。”这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中的话，先生借来论鉴定家很有必要。问题是，自从市场开放以来，鉴定家一下子如雨后之笋，冒出那么多来，有没有鉴定的才能，自己都认为有，否则就不会给人去鉴定了。但鉴定实践会证明的，学、识就是硬条件了。
“你们家的事，你知道！”
举个例子，全国书画鉴定组1984年在故宫鉴定时，当时的总理身边工作人员拿来一大轴康熙皇帝的书法，说是一位爱国华侨要捐给国家的。鉴定组六位专家看了，三位说真，三位说假。启功先生悄悄指着轴中一个“邱”字对我说“你看”，没说完，谢稚柳先生就说：“启元白，你跟王连起说什么呢？”启先生说：“此书之伪就在这个字上！”谢老仔细看了看说：“不就是一个邱字吗？怎么就证明伪了呢？”启先生说，雍正四年，为表示对大成至圣先师的恭敬，孔子之名丘字要避讳，加耳刀作邱。康熙都死了四年了，怎能按儿子的这个圣旨这么写呢！谢先生当时找补了一句：“你们家的事，你知道！”其实，这是有书可证的，这就是陈垣先生的《史讳举例》。四十年前，初见先生时，先生就告诉我要必看此书。
才、学、识在书画鉴定的重要性例子很多，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故宫搞碑帖的一位老专家，带着他的弟子施安昌等，在四川发现了一部《潭帖》，报国家文物局说是重大发现。我在文物社看到，发现有问题，当着老专家的面没敢说什么。
《潭帖》是北宋庆历年间刻的帖，居然有南宋高宗的题、押，我就请启功先生看，别的都不讲，先生首先指出一个硬伤：其卷九刻有李白书《庐山归去来诗帖》，其诗是王安石《代陈景元书于太一宫道院壁》，这是只知背《校碑随笔》的专家无法比拟的。
以上讲的是鉴定家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例子还有很多，我根据古今尤其是当今书画的问题，认为还应为鉴定家增加一个基本条件。仿启先生例，同样从史学家对治史者增补的基本条件要求“德”。这是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提出来的。当下，对我们的鉴定家来说，似乎尤其重要。因为书画之所以需要鉴定，直接同价值即利益和损失相关。关于金缕玉衣鉴定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特别是鉴定工作本身，就是识真辨伪，正讹纠谬，揭露作伪劣行是必须的。正讹纠谬是纠正以往鉴定的误解错判。能做这个工作主要是靠前面说的这方面的才学识，是扬己之长揭人之短，但这是没办法的事。这就要注意了，就是要避免让人感觉是扬己露人。
全真教主？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书画委员们曾鉴定过赵孟頫的《妙法莲华经卷》，是承认真迹的，让估价，我说我是知物不知价，非要估，二百万拿不下来吧，一位同仁说二百万？五千万能拿下来就不错！后来果然是六千万！只是没经过几年，国家单位要收购时，包括先前估价比我靠谱多了的那位老兄又说有问题了。我又发火，说了一句——“给公家看东西，都有问题！免得将来负责任，给私人鉴定，都是真的，说人家东西假，不给鉴定费了！不是有的人鉴定，都被称为全真教主了呢！”
关于鉴定方法的问题
中国治学传统，方法应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而不单讲。而西方人讲方法论，本身就是研究的课题和成就。徐先生《古书画鉴定概论》、张珩先生《怎样鉴定书画》，应当是专门讲古书画鉴定的书了，但书中并没有今天一些人文章中讲的用了什么什么方法，而是就书画本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多的是以掌握的书画家真迹特征，揭露种种作伪的方法。非要讲我自己的鉴定方法，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
一、实事求是
出自《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二、无征不信
出处更早，《礼记·中庸》：“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关于无征不信的问题，一个是方法，要有可靠证据，即是逻辑思维中的充足理由律。另一个就是诚信问题，鉴定不能有私心、偏心、别有用心。这方面的例子，不好讲具体。有一次在首博鉴定要收购的东西，我说了一句得罪人的话：凡为私人鉴定，一般都说真的。凡为公家鉴定，看不明白就全说假的，免得买回来要负责任。
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世间万物各有其特征，鉴定书画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不排除利用一切相关知识、科技手段来帮助我们从事这项专业工作，但思维分析要科学，不能不着边际。
四、具体到书画鉴定——识真才能辨伪
1、辨伪的基础是识真。鉴定的前提是识真，识真的本领是书画鉴定的根本，识真才能辨伪。
2、辨伪的过程是对各种作伪手段的准确认识。辨伪靠什么？辨伪靠脑子里的真样本，清晰、准确地掌握真样本，鉴定起来就有把握。
3、要有严格谨慎的态度。即所谓“多闻阙疑”、“多见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两多的后面，都是“慎言其余”，这是孔夫子的话。这对于我们鉴定、写文章非常具有指导意义——不要过分地发挥言深。
“识真才能辨伪”。鉴定要心平气和、实事求是，不能为了辩护而强词夺理。
书画作伪的最早的时间和人物问题
书画收藏首先需要鉴定，因为要区别真伪优劣，但书画作伪起于何时，人们讲的并不一致。尤其是研究鉴藏史，这个问题是应当搞清楚的。
史树青先生在《书画鉴定经验谈》（1981.9《百科知识》，后收在他的《书画鉴真》书中）中说：“书画伪品，在唐宋时期即已出现。唐代初年很多古人名迹，就有人临摹，或双勾，或廓填，或集字，多数人是公开的。但是后人往往把它们定为真迹，到宋代，就有人专意作伪了。”
史先生讲书画作伪，就想到唐代的法书复制，而认为“有人专意作伪”是“到宋代”。人们都知道史先生很博学，但不知为什么忘了虞龢《论书表》中关于南朝会稽吴兴一带伪作王羲之、王献之书的记载：“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时，中世宗室诸王尚多素嗤，贵游不甚爱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间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时有佳迹，如献之吴兴二牋，足为名法。孝武亦纂集佳书，都鄙士人多有献奉，真伪混杂。
这里不仅记载了有人作伪二王书，而且还具体记载了作伪的方法：仿真、染色、揉皱，就是做旧。
按虞龢是南朝刘宋时人，所记不计贵贱收罗二王书法的新渝惠侯刘玠，卒于公元453年，要早于北宋五百余年。
而另一些专家讲书画鉴定、鉴藏，都说最早的书法作伪是张翼仿王羲之表，南朝宋羊欣、齐王僧虔都曾记张翼仿王羲之表事。王僧虔《论书》记云：“张翼书右军自书表，晋穆帝令翼写题后答右军，右军当时不别，久方觉，云：‘小子几欲乱真！’”
虽然从绝对意义上张翼这也算作伪，但实际上只是晋穆帝同王羲之开的一个玩笑。而当时确有作伪王羲之书者，同文记：“康昕学右军草，亦欲乱真，与南州释道人作右军书货。”
今有《中国美术鉴藏史稿》论及这几人曰：“张翼、康昕、南州释道人等同时代人模仿右军书，均达到乱真程度。即便不一定出售射利，也说明名迹真伪之鉴别在当时已殊属不易。”
其他人论书画真伪鉴定，似乎也没有人言及当时人作王羲之伪书“出售射利”的。而当时康昕、南州道人的“作右军书货”，就是“出售射利”。“货”字，《说文解字》谓财也，所以孔颖达疏《书·洪范》曰：“货，则金玉布帛之总名。”这个货字，在晋代就是当作“卖”字用的。《晋书》卷四十三，列传十三《王戎传》：“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鑽其核，以此获讥于世。”《世说新语》“俭吝”记王戎的此条，“货之”更直接写为“卖之”。由此可证，康昕、释道人两人，不能同张翼同日而语为“不一定出售射利”，而就是仿造王右军书以“出售射利”。《晋书》、《世说》并不难懂，不应该不理解。
王僧虔同文还记载了伪作王献之书法的人：“谢灵运书乃不伦，遇其合时，亦得入流。昔子敬上表多中书杂事中，皆自书窃易真本。相与不疑，元嘉初方就索还。”
大诗人居然监守自盗！谈鉴定鉴藏史者似乎未言及，至于书法作伪的历史其实还要早好多年。而且不仅限于“出售射利”。而是直接为了图财害命。《世说新语》卷下“巧艺篇”记大书法家钟繇之子钟会“善学人书”能仿当时著名画家荀勗的字，骗了人家的一口宝剑：“荀有宝剑，可值百万，常在母钟夫人许。会善书，学荀手迹，作书与母取剑，仍窃去不还。”
这是书法家利用书法骗人，得了便宜。但画家也不白给，该书接下来是：“荀勗知是钟而无由得也，思所以报之。后钟兄弟以千万起一宅，甚精丽，未得移住。荀极善画，乃潜往画钟门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状貌如平生。二钟入门，便大感恸，宅遂空废。”
当时认为，荀的报复大于钟给他造成的损失数十倍。不仅图财，钟会还利用书法作伪直接“害命” 。该书同一章节记：“伐蜀之役，于剑阁要邓艾章表，皆易其言，令词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杀也。”
钟会的行为令人不齿，但我们讲书画作伪的历史，不能不提到他。
关于《兰亭序》的几个问题
之所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从上世纪兰亭论辩到最近，都有人以天一阁丰坊（道生）刻的神龙兰亭即冯承素摹本，来否定故宫藏的神龙本墨迹。神龙本是传世兰亭墨本中最近于真迹的一件，原本就众说纷纭，今又平添混乱，所以要讲一讲。
唐内府有收藏玺印，韦述《叙书录》记太宗时收大王及小王、张芝等书“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玄宗时“上自书开元二字为印，以印记之。”都是钤于真迹之上的。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古今公私印记”记“太宗皇帝自书二小字作二小印【贞】【观】”，“玄宗皇帝自书开元二小字成一印【开元】”，并录当时官印集贤印、秘阁印等。其中录有以朝廷年号为印者“更有元和之印，恐是官印，多印搨本书画。”张彦远没有将其当作唐宪宗李纯的年号玺印，就是因为它多印在搨本书画，即摹本复制品上。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皇家玺印只印在真迹之上，唐人只记载了盛世的两个年号玺印。
今传世有王羲之《兰亭序》的唐摹善本，因元代收藏家郭右之题跋中有“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搨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勾所摹。”这本是一句推测语，冯承素后还有一“等”字，就是说还可能是冯的同事，如赵模、诸葛贞、韩道政，甚至汤普彻、解无畏等。当然，冯承素摹的兰亭确实有。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七就记了：“贞观五年臣冯承素奉敕摹”的《冯承素兰亭二十八行》。这个摹本摹的确实好，若干字的形态都符合米芾论苏氏藏第二本兰亭的特点。因为帖前引首有“神龙”二字小印。人们便认为这是唐中宗朝唐内府所藏，因此又称“神龙兰亭”。
因为：
一、唐内府印只钤在内府珍藏的书画真迹上。摹搨的法帖是复制品，用来赏赐或充当弘文馆教材的（见十七帖馆本后识语），不可能用皇帝的玺印。
二、唐人只记盛世贞观、开元有藏印，所谓“国署年名，家标地望”，“贞观开元，文止于二”。中宗是朝廷再次陷入混乱的时期：太平公主专权，韦皇后干政，文物书画大量从内府散出，驸马武延秀从内府弄来的文物改头换面重新装裱，因为太多怕自己也搞不清楚，就在最好的上面题上一句少数民族话所谓“虏语”、“特健药”，以示区别（《法书要录》卷三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所以所谓神龙小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不足以为珍品收藏之可信标志的。
丰道生是摹自神龙本，还有一个无法掩饰的铁证。就是神龙本上从许将到石苍舒等宋人的观题都是从吴炳本定武兰亭移来的。如果丰氏刻的是另外一个什么古本兰亭，它就同许将等题不会有任何关系。但丰氏刻本有许将一跋，就足以说明他摹的底本就是今天藏于故宫的这个墨迹本。
另外，天一阁本上有那么多玺印和唐宋藏印是传世任何一件文物都不可能有的，而且从“贞观”到“大观”、“宣和”，皇家的玺印所钤位置都有严格部位，哪有如此乱钤的呢！
其实，神龙本倒真有一个复本，《中国美术全集》所用，就是本朝的摹本。
赵孟頫的鉴定与鉴定赵孟頫
赵孟頫善鉴，见于杨载为之所撰的《赵孟頫行状》，其中言及他“尤善鉴定古器物，法书名画，年祀之久近，谁某之所作，与其真伪，皆望而知之，不待谛玩也。”
周密的《云烟过眼录》记录了赵孟頫乙未（元贞元年）四十二岁从大都回吴兴带回的文物，法书有虞世南、李北海、颜鲁公等人帖，画有王维、李思训、韩干、周昉、吴道子、黄荃、徐熙、董元、李成、李公麟等作品，所录今天仅存于世者则只有一韩滉《五牛图》。
赵孟頫书画题跋，自跋书画不计，今存世尚有三十余件，从这些题跋看他的鉴定很有意思，有些原本无款的作品他鉴定后就定名了，如《五牛图》定为韩滉，《朝元仙仗图》定为武宗元，《文赋》定为陆柬之等等。但有些跋，如两跋保母砖，可证早年是相信此物的，但后来都不提了，不知认识上有何变化。至于跋王羲之《大道帖》，我就不懂了，是当时年轻，还是今天所见之帖非子昂所跋原物，我总觉得赵不至于将今天的《大道帖》当作王羲之真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