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是中国古代艺术品交易最为繁荣的时代，其艺术品交易方式也较为多样。文章从显性交易与隐性交易两方面入手，综合、系统探讨晚明艺术品的交易方式。其中显性交易越来越成为艺术品交易的重要形式，直销、寄售、典当、抵押均是常见的公开交易方式，除此以外又有买卖双方的私下交易。隐性交易有酬酢、雅贿与折俸三种方式，后两者更具时代特征。文章立足于文献考证，归纳总结晚明艺术品交易的基本特点，进而引古证今、探古识今。
晚明的商品经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繁荣，艺术品交易空前兴盛。在具体的艺术品交易过程中，交易方式是核心组成部分，不同的交易主体会选择不同的交易方式，不同的交易方式也会影响交易场所的选择与交易价格的确定。从明代社会情境出发，以交易的直接与间接、公开与私下层面来看，大致可分为显性交易与隐性交易两大类。两种交易形式互为依托，共生共荣。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多注重晚明书画的交易价格，交易方式也有提及，但存在论述不全面、不系统的问题。本文基于显性交易与隐性交易两大类，各自细分出不同的形式，试图全面系统地观照晚明艺术品交易方式。
显性交易即一般买卖活动，艺术品显性交易程度之深浅与商品经济发展呈正向对应关系。晚明艺术品显性交易形式较为多样，有依托市场机构的公开化交易，如店铺、摊位中的直接销售、寄售，又有当铺中的艺术品典当，一般以货币支付为主；还有不依托市场机构的买卖双方的直接交易，即交易主体之间的直接交易，通过货币、以物易物的形式支付。另有艺术品抵押，既可依托当铺也可以在私人宅邸进行，暂放入第一类里论述。
直销是此类市场交易最为典型者，即买卖双方经过协商而达成的直接交易，并在公开的交易场所完成。市场交易越发达，直接交易所占比重越大，晚明的直接交易远胜过宋、元乃至明代初期与中期。艺术商人或其它商人是主要交易中介，往往在公开场所的店铺或摊位上售卖。陈列展示是此类场所直销的一种重要特征。陈列展示是当前商品销售重要环节，其中有诸多原则，古代的古玩诗画公开直销同样如此。如描绘万历至天启年间南京上元节灯市的《上元灯彩图》，其中有多处艺术品直销场景。下图为其中一处摊位，画面上方短桌上陈列多种艺术品，其中大件鼎彝之器是陈列展示的最佳品类。在明代类似的绘画中，大型鼎彝的陈列已成为一种“固定图式”，一来可能由于彼时市场上充斥着大量铜器，无论真赝；二来或许公开陈列铜器已成为一种“广告”标识，购求者可以迅速知晓某店铺、摊位的主要经营品类。除古铜器之外，书画之类在摊位上较少公开展示，一般需要购求者单独打开赏鉴；古董店铺拥有空间优势，多会悬挂于墙壁，供购求者随时观看。从某种意义来讲，正是此种艺术品陈列，丰富了以往书画及古器物的观看模式。字画珍玩除一二文人于书斋把玩之余，在店铺、摊位公开陈设，便于购求的观赏，有几分类似于当代公开展览。不过，此中的观赏并非纯粹审美——无功利的静观，价钱的斟酌、购买与否应是多数观看者的内心所思。
图1 《上元灯彩图》中的摊位 万历至天启年间 作者不详
长266.6厘米 宽25.5厘米 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就购求者来说，闲来可去公开场所赏玩、购买艺术品，文人称之为“阅市”。明人有“阅古玩”“阅法帖”之说，而这里将闲逛市场也称之“阅”，带有品味、赏鉴之意，将鉴藏与交易视作雅事。詹景凤（1532-1602）在万历时期常阅市于北京灯市，如“张长史宛陵帖。……万历十三年（1586）正月，予在都下于灯市闻之，与韩祭酒言，韩立使人索至。”[1]詹景凤看到唐代书法家张旭的《宛陵帖》，帮助其友人韩氏购得。万历末年的嘉兴，赋闲在家的李日华同样喜爱“阅市”，在《味水轩日记》明确提到“阅市”就有五次，且多有友人相伴，其中有两次购得看中之物，表明市场交易普遍常见。李日华与陈良卿共同阅市，购得南宋罗泌撰《路史》一套，共16本，“五月一日，……遇陈良卿，相与阅市，购得罗长源《路史》，全帙十六本。”[2]虽未提及是否为宋版古书，但必定为喜爱之物。另有次交易不仅购得钟繇书法作品，又有宋代法帖、白定瓷器、成化窑瓷碟，收获颇丰：“九月四日，……阅市，购得钟绍京楷书五经残帖，又宋人牡丹诗帖，白定小瓯一，成窑碟二，俱妙。”[3]
寄售是公开交易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多是持有者委托专业商人销售，价格一般由商人裁定。如徽州歙县人汪弘泽为朋友代售一画，委托古董商方用彬（1542-1608）：“近一相厚者以画卷托为雠易，且不欲售敝里诸家。我以公高人，又擅一时赏鉴，故尔奉去。价请尊裁，彼不琐琐较也。大雅者以弟先容，必不按剑。”[4]信中说明画价由方用彬定价，表示给予充分信任，按方用彬生活年代判断，该事应发生在万历年间。也有委托方仅定自己所得价，而销售时定何价格，由中间人拿捏，如生活于明末清初的邹之麟，别人请他代售一个宣德炉，“试期尽改缓，似为足下，……适有宣炉一个，其色古润之极。奉看过，有银可当之。”[5]由此可知，寄售交易既有绘画，又有明初期的宣德铜器，品种较为多样，并不受特定的交易方式所限。但以上两则材料并未指明交易场所，受委托方可能把寄售物置放店铺或摊位销售，也可能携带登门求售。但，店铺里寄售书画器玩在万历年间一定存在，姚旅在《露书》卷五中讽刺屠隆《鸿苞集》不是自己所作，为抄袭或集结他人文章，比喻成“寄售骨董肆”，其语为：“屠纬真鸿苞，是百衲衣，又是寄售骨董肆，虽云富有，皆非己物。”[6]可见，古董肆寄售应是常见之事。目前笔者尚未找到在店铺或摊位购买寄售书画器玩的明确记录。但在市场的供求关系中，必然先有某种需求，后有针对该需求的供给，既然存在委托销售（供给）的相关记载，便可间接佐证，购藏寄售艺术品（需求）这一行为在晚明是存在的。不过，购买者一般不会在意所购买之物是否寄售，类似记录应极少见。
典当在中国可追溯至南北朝的寺院质贷。艺术品典当早在唐宋时已有出现，晚明则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明代典当行业分工精细，[7]典当发展较为成熟，专业化程度高，有柜台、写票、中班、学生、管事等若工种，各司其职。万历至崇祯年间，典当铺遍布大大小小城市之中，且有着解库、解铺、典库、典辅、当铺、质铺等多种名称。人为生活所迫，而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买主，将物品送往当铺便是最佳选择，艺术品典当司空见惯。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有一记载：“王逸少二谢帖真迹，七十六字，后有赵清献公抃并苏子容等跋。……此余乡顾山周氏先世物，子孙欲求售，物携以问价于文衡山，……后典于阊门一当家。”[8]从中可见：一，价格极高的王羲之真迹，在嘉靖年间也会以典当的形式交易；二，苏州阊门是当时苏州最为繁华的商业区，其间应有大量的当铺，是江南典当行业的一个典型代表；三，对于急欲求售艺术品者，典当是一个相对快捷的交易方式。以上三点也可以看作晚明艺术品典当的基本特点，贯穿始终。
《南都繁会图卷》中的“画寓”明无名氏绘 绢本 设色
因坐拥大量被质押的艺术品，当铺业主的艺术品购藏需求得以满足。《大明律》有明文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9]也即是说，若想赎回所当之物，每月最多不过三分利，无论过多久，赎金也不能超过本金两倍。不过，一般而言，典当出去的很少能有赎回，多归铺主所有。万历至崇祯，许多知名的赏鉴家都参与艺术品典当，如万历早期的王世贞与项元汴，万历晚期至崇祯年间的汪砢玉等。文人士大夫开有当铺，并多有书画典当活动，王世贞有载：“新安生以赵文敏篆书《千文》乞余跋，……吴生别之二岁所，乃在余质库中。惊问主事者，生质之得四十金，用为家具，径去不顾矣。”[10]有趣的是，新安吴生先请王世贞在赵孟頫篆书《千字文》上题跋，之后再典当于王世贞所开当铺。想来，有了王世贞的题跋价格可以升高；而选择王世贞的当铺，当铺管事者应能较为轻易认出王世贞笔迹，确信该书法为赵孟頫真迹无疑，便于交易。除当铺接收艺术品外，王世贞也当出过书法真迹，万历年间，王世贞将钟繇《季直表》典当给项元汴，“是月以催科不办，持质诸欈李项氏矣”。[11]可见，除东晋王羲之书法真迹外，甚至有年代更久、三国曹魏时期的书法真迹也通过典当交易的方式流通，且沟通了苏州与嘉兴两方收藏巨眼。王世贞为苏州太仓人，王世贞的典当经历，就符合上文所说典当的三个特点。相较王世贞，项元汴当铺中的艺术品交易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项元汴能成为有明一代的伟大藏家，与其艺术品典当交易有较大关联。正如清代朱彞尊所说：“坐质库估价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12]“十九多归之”可能略有夸张，但也充分证明当铺为项元汴带来数量巨大的藏品。崇祯时的汪砢玉为亡母凑集丧葬费用，出售大量书画珍玩，即是通过典当方式，“崇祯戊辰（1628）春，遭内外难，营殡事，典质古玩”。[13]此次典质数量颇大，“宋元昭代名迹，各百余册，卷轴称是，并虎耳彝、雉西、汉玉、犀珀诸物，易赀襄事。”[14]既有书画名迹，又有古器珍玩，汪砢玉最为惋惜的是其中《霞上宝玩》和《韵斋真赏》两册古画，并多次提及。
艺术品典当得益于典当行业的发达，从出售者来看，能为其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对收受方来说，典当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取藏品，且省去了寻找、讨价还价等环节，可谓“布下八卦阵，单捉飞来将。”无论是购藏主体的文人、商人，亦或是靠典当成为大藏家，这些在唐宋元时期均不可考证，是晚明艺术品典当交易的一个鲜明特点。晚明的艺术品典当交易已有一定规模，在苏州太仓，嘉兴都有艺术品当铺。典当品种既有书法、绘画，又有古器珍玩，上到魏晋，下至元明，均囊括在内。据目前所掌握文献来看，艺术品典当与一般物品典当难分难解，晚明尚没有专门的艺术品典当，但艺术品在典当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仍不可小觑。典当是一种高效的艺术品交易方式，这无疑推动了中国艺术品交易的市场化进程。
艺术品质押是与典当类似的交易方式，这在晚明也较为常见，仅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就有不下25次记载，多记以“质”“质钱”。不同的是，典当需开设有当铺，而抵押除了在店铺内进行之外，也可在宅邸私下完成交易：
（万历三十八年，1610）七月十三日，盛德潜卒于王家桥坊从子之居。至是，其从子以所遗哥窑洗一，……倭漆香炉一，……以是质钱。免应之。[15]
（万历三十九年，1610）七月二十九日，人以陈白阳墨荷一幅质钱去。[16]
以上两则是别人以艺术品质押在李日华处，另有友人通过质押获得绘画精品，后请李日华赏鉴。万历四十四年（1616），谭孟恂质得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持来求李日华鉴定，李认为该画是其四五年前所见真品。[17]《清明上河图》在明正德年间已被认为是绝世精品，被首辅李东阳收藏，后转入陆完手。陆完子质于昆山顾氏，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有记“陆氏子负官缗，质于昆山顾氏。有人以一千二百金得之。”[18]后严嵩得之。其间还有一段传奇：都御史王忬（江苏太仓人，王世贞之父）购得赝品，送于严嵩，被装潢匠汤氏认出，严嵩大怒，后王忬惨死，[19]除李日华外，《万历野获编》亦有类似记载。严嵩败，该画入内府，后被太监冯保得。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卒，冯保败，《清明上河图》失落民间。[20]《清明上河图》在明代长期被高官权臣所藏，后一度消失，却在万历末年以质押的方式现身于嘉兴，表明万历末年浙江嘉兴艺术品交易之盛。
购求者与供给者、中介不依托具体公开场所的直接交易，也可称之为私下交易。此种交易相对随意、隐蔽。在艺术品交易还未形成真正的市场时，此类交易不可或缺。按具体的支付环节，交易主体之间的直接交易可以分为货币交易、以物易物与其它形式。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依托市场机构的公开化交易多以货币支付，但也不排除以物易物。
晚明社会各阶层均常见货币支付书画器玩，尤以商人为甚，另见于文人与商人之间的交易，一般市民与文人士大夫的交易等。项元汴商人出身，有整理帐目的习惯，对于购买的书法绘画一般会有详细记录，如项元汴于隆庆三年（1569）八月朔日，以50两从无锡安氏处购得《晋右将军王羲之每思帖》。[21]项元汴还会在书画作品上记录用多少钱购得，应值多少等信息，将艺术品的价值货币化，虽遭到后人的诟病，但却能有效地指导下一次的交易。偷盗得来之物，持有者急于出手，一般选货币交易。如詹景凤记载：“《吴道子观音七十二化身卷》，……入成国弟朱箑庵。朱死，家奴窃出售顾汝和九十金。”[22]朱箑庵即朱希孝，是成国公朱希忠之弟，两兄弟都是收藏大家。朱希孝逝于万历三年（1574），詹景凤所记之事应发生在万历初年。平民若出售艺术品，为快速求钱，多选货币交易。万历四十年（1612）三月，有一普通市民向李日华出售一轴宋拓法帖，后质钱而去。[23]当然，文人士大夫私下购得艺术品，也多会选择货币交易。万历前期，王世贞购得文徵明小楷书法作品，“第五册为文待诏徵仲小楷《甲子杂稿》。……此本乃故人子售余，为直十千，因留置此。”[24]万历三十八年（1610），李日华购买盛德潜的砚台，其录：“正月二十七日，盛德潜以柯丹丘藏砚一，质余金一镮去。”[25]柯丹丘即柯九思（1290-1343），元代台州人，字敬仲，号丹丘，善书画。他所用过的砚台至万历末年已有两个半世纪。这里的记价，一来表明货币成为书画器物交易的重要支付手段，二来也表露出，文人对于以金钱衡量清赏之物，已经习以为常，不再刻意避免。
货币支付不受社会阶层所限，一般也不受时空所限。在跨阶层的交易中，如平民出售书画器玩给文人士大夫，货币支付也是最佳选择。但货币交易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金属货币本身有相当的重量，不便随身携带，詹景凤提到几次因随身银两不足，而与相中的书画失之交臂。
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交易，若直接谈金钱，可能有伤清雅。所以，“以物易物”的方式在文人群体之间的私下交易中更为常见。在交易过程中，以物易物可分为用其它物品换取艺术品、艺术品互换两种形式。早在唐宋之时，书画互易的交易形式已较为常见，在文人阶层中尤为流行，这种情况在晚明得以继承发展。首先，用其它物品换取书画器玩的交易，如米之类的粮食。米在南方是每日必食之物，在多数情况下，米等同于货币。王世贞题跋记载：“俭岁鲜食，人有以丰道生手书《杂说》鬻者，竟月无所遇，余乃以五斗米得之。”[26]另如张丑《清河书画舫》：“万历丁亥（1587年），吴中复大水，施子以此卷（唐寅《野望悯言》一卷）来质米。”[27]两则有共同之处，都是发生在饥荒之年，此时多数人以裹腹为第一目的，不选择银两，直接换成粮食更为便捷。当然，正常年景时，也会有人用器玩换取粮食，如李日华日记有言：“（万历三十七年，1609）七月十五日，夏贾以端砚质米。”[28]夏贾是个专职艺术品商人，他也选择以砚质米，可见该形式也被商人所接受。其次，艺术品互换。这种形式的交易多发生在文人士大夫之间，或收藏家之间。他们不乏生活物资，也不缺钱财。钱是流动之物，来去有时，而藏品一旦失去，就难得再见。如王世贞用五代董源的绘画换得别人五代杨凝式的书法二帖，用层云峰承晏墨换得唐代怀素书法二帖。[29]汪砢玉《珊瑚网》记载了多次以物易物的交易，有时以古器物换书画，有时书画互换，如“（吴仲圭水石竹图）此幅予得之青浦曹氏，后以易高明水汝窑纸槌瓶”，[30]用元四家之吴镇一幅画易得宋汝窑纸槌瓶。另如“（黄公望《缥缈仙居图》）此图予携白下，东仓杨汝迈见而爱之。别后，汝迈遥将紫筠筐一只，内盛弇州四部稿正续及敬美奉常稿，又古玉名磁种种。余因举图酬焉。”[31]汪砢玉的书画器玩互易主要发生在同阶层的藏家之间，或与文人之间；面对古董商，则毫无忌讳地谈论金钱。[32]
以物易物无需货币中介，双方可以直接得到相中之物，虽为一种原始交易形式，但仍有存在的合理性。艺术商不需要另去他处购进，在物物互易之中即可得利。但其中也存在问题，如怎样断定价格，保障平等互易。所以，该形式更适宜于藏家之间的交易，彼此都拥有一定鉴赏能力，互不欺瞒，从而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不过，互换前提在于个人喜好，碰到钟爱之物，不计较价格也能理解。
除以上几种之外，显性交易还会以其它交易形式存在，如以书画器玩为赌资。“（孙七政）尝与余明之（名德明）从伯赌胜。从伯出一文待诏书扇，先生一古镜，价可十倍扇。”[33]文待诏即文徵明，嘉靖初年，曾在北京短暂任职，故有文待诏之称。孙七政主要活动于隆庆、万历年间，苏州常熟人，好酒，“先世所蓄古器彝鼎名贤书画，时入质库，以佐酒资。”[34]将文徵明所书之扇作为赌资是本性使然。从该赌博可见，文徵明的书画作品，在万历前期的苏州已广泛进入流通领域，可等同于货币；古镜与扇子共为赌资，是另一种形式的书画与古器的互易。另有一种延期购买的交易形式，类似于当下的分期付款。出售者有时可以长期留待贾之物于有意向的购求者手中，供其仔细赏鉴把玩，也为其留足筹备银两的时间。董其昌就有过类似经历，出售者将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留董其昌处两月，但董仍无钱购买，遂被商人买去，《容台集》有载：“鲁公《祭季明文》昔在殷尚书家，其孙携至长安，留余斋两月，无以酬直，遂落贾人手，不复可得矣。”[35]此种私下交易也可能需要购买者先付定金，视具体情况而定。清初朱彝尊（1629-1709）曾先向售卖者付定金三十缗，留元四家王蒙之画于斋中，后无力付全款，与之失之交臂。[36]延期付款的交易也是中国特有的交易方式，绵延至今。鲁公《祭季明文》，即颜真卿《祭侄文稿》，全称为《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元代书法家鲜于枢已誉其为“天下第二行书”，直到今天。《祭侄文稿》在明末应价格颇高，只有尚书（正二品）这样的高官才有财力藏，而同样是正二品官的董其昌也无法一次支付。从中可见，交易方式可能因具体某一交易对象而改变，价格过高者，即可能选择延期支付的方式交易。当下，上千万、过亿的艺术品也多有分期付款者，古今一理。
依托市场机构的公开化交易在晚明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社会各阶层都会选择这一形式交易艺术品。不依托市场机构，交易主体之间的直接交易，不受公开市场行规的约束，相对自由灵活，不过私下交易需建立在双方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在晚明，市场与私下交易并行不悖，二者互为补充。一般而言，价格较低的艺术品公开交易比重大于高价格者，高价的精品更适于私下交易。相较而言，江南地区公开交易所占比重要大于其它地区。
隐性交易，即一种私密性交易，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一般是在非公开场合以人情酬酢、礼尚往来为名从事的交易，[1]不属于经济交换行为，多为政治、人情等利益交换，而艺术品在其中多充当货币功能。隐性交易古来已有，如皇帝对臣子的赏赐，臣子的进献，官员的雅贿等等。赏赐与进献等形式在明代依然存在，但较之雅贿、折俸则相形见绌。折俸最具明代特色，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原因。晚明的隐性交易主要有酬酢、雅贿、折俸几种形式，前一种以文人士大夫为主要参与群体，后两种主要集中于社会上层。明代的隐性交易超越了历史以往，不仅交易的艺术品种多样化，交易主体也涉及多个群体，除达官贵臣与一般官吏外，下层商人、庶民也频繁参与，艺术品成为财富、人情的重要表征。
“交易”除买卖、贸易之外，另有“往来”之意，如《公羊传·宣公十二年》：“君之不令臣交易为言”，国君不希望大臣之间私下往来，而酬酢同于往来，也即隐性交易的一种形式。酬酢，原意主人给客人敬酒称“酬”，客人用酒回敬主人称“酢”，即礼尚往来之意。中国是礼仪之邦，《礼记·曲礼上》有记“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品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作用非常大。官员、商人都会用艺术品以酬酢，但更多地集中于文人阶层，不管是在朝为官还是闲居者。书画古器所具备的清赏价值，符合其文人士大夫雅致的生活习性与审美品味。柯律格的《雅债》从家族、官场以及市场中的请托人、顾客等几个层面探讨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本质即是其酬酢之作。酬酢中的艺术品表面是礼品，本质仍是一种交易砝码，目的是为了维持人情关系，增进感情。从充当礼品这一角度来看，主要可分为庆贺、致谢、见面礼等几个层面。
首先，艺术品常被用作贺礼，常见于诞辰、寿晏，以及婚丧嫁娶之类的庆贺。万历二十八年（1599），嘉兴冯梦祯收到朋友的寿礼——珊瑚一枝，“（八月）十九日，……韩求仲同朱彦吉、张具之来，饷珊瑚一枝为余寿，美人之贻。”[2]李日华有录，万历四十四年（1616），“刘中丞石闾化以二月朔日诞辰，余检画笥中有张平山画白鹿一帧，笔气雄健如生，因作白鹿歌书其上方，将以为寿。”[3]刘一焜，号石闾，与李日华有“同年”之谊，即同一年中的进士（万历二十年，1592）。在古代官场，“师生”“同年”“同乡”是重要的链接纽带。李日华赋闲在家仍以绘画作为寿礼送与刘一焜，可见双方的“同年”之谊较为稳定。陈洪绶的《宣文君授经图》（崇祯十一年，1638年作）是其受堂兄委托为姑母六旬大寿所绘，此幅作品同样可视之为酬酢之礼，画作中将姑母比作古代人物宣文君，描绘了宣文君讲学的场景。范濂《云间据目抄》的“风俗”中讲到，松江地区人们用书画为礼品，还要豪华装饰一番，在庆贺时相送：“近来各学及士夫承奉有司，每遇庆贺，必用上等泥金册页手卷，遍索书画，装缀锦套玉轴，极其珍重。”[4]当然，其它器玩也多作为贺礼，用以日常的礼尚往来，如陈继儒曾以一枚阴文“长乐”的汉印作为寿礼送给朋友。[5]
其次，书画玩好也常用作谢礼，感谢别人曾经帮助自己。万历前期，陆叔平与王世贞等人同游洞庭湖，归后王世贞为其作一游记及若干首诗。第二年的五月，陆叔平来访，送给王世贞十六幅洞庭诗画表示感谢，如王世贞说：“陆丈画品高天下，远近望里阊而趋者求一水一石而不可得，今乃举太湖全洞庭之胜而赠我”。[6]陆叔平这样做，原因在于其画可以凭王世贞的诗而不朽，并不是有意奉承王世贞，而是道出了实情，在当时能得到王世贞的赏识，无疑可以迅速提升身价。在今天看来，陆叔平算不得一流画家，其名号确实可因王世贞的诗扩大知名度。李日华曾作书《书画想像录》，其中谈及好友盛德潜，万历三十八年（1620），盛德潜为了表示感谢，在重病之中不忘送李日华“正德中吴人刘永晖所制阔板竹骨扇一柄”。[7]汪砢玉的朋友因前日受其礼遇，受雅惠种种，后送上自己新刻《云笈七籖》作为谢礼，该书价值一金，同时希望汪能再宣传此书，使得盛行。[8]无论是贺礼还是谢礼，虽不言及金钱，但其价值多少，一般双方都能心知肚明，以便礼尚往来。像汪砢玉友人安氏明说其书值一金者，应较为少见。
此外，若有意结交某人，或双方第一次见面，以至登门拜访，艺术品也不乏充当见面礼和“敲门砖”。早在嘉靖年间，文徵明闲居于家，多个郡王想与之结交，“周王以古鼎古镜、徽王以金宝瓶，他珍货值数百镒贽”，[9]却被文徵明未启而退，焦竑赞之为“廉介”。焦竑（1540-1620）在记录时，古鼎、古镜在前，数量数百镒的金宝珍货在后，也暗中表明，结交文徵明这样的隐逸高士，古鼎之类的艺术品应是首选。底层官员之间的走访，用书画器玩作为礼品，也是常见之事。《喻世明言》第十九卷《杨谦之客舫遇侠僧》，杨县令要拜访薛宣尉，备好的礼品是：“金花金缎，两匹文葛，一个名人手卷，一个古砚。”[10]
用艺术品酬酢的主体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但同样渗透到社会多个阶层。万历初年，张居正送慈宁太后鹅罽为坐褥；而皇帝也会赏赐大臣书画珍玩。无论是下对上的“献”，还是上对下“赐”，实质仍是一种人情酬酢，维持良好的君臣关系。明末，国际友人之间的交往，也有用绘画当礼品，“甬东袁鹍贫，为洋船典薄记，藏莲画两幅截竹中，将归。贻日本主，主大喜，重予宴酬。”[11]浙江甬东袁鹍贫为商贸船上的记录员，他将陈洪绶的两幅画藏在竹子中，从日本回来时，送给“日本主”，不仅这次得以重宴款待，想必下次仍会礼遇有加。由此可见，晚明的艺术品交易不仅繁荣于国内，绘画精品也由出海者带到了国外；而酬酢式的交易也许比直接买卖能为个人带来更大的利益。
酬酢是一种主动、自愿性的隐性交易，虽然中间可能不出现金钱交换，但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交易，或者说为隐性的、长远的利益交易。文人是用清赏之物酬酢的重要主体，多以书画为主，离不开经济原因。文人不同于商人，未入仕者可能并不宽裕，以自己所作书画来交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正德年间的沈周就有过类似经历，如在送给吴文定的画卷上题有长诗，其中前四句为：“赠君耻无紫玉玦，赠君更无黄金箠。为君十日画一山，为君五日画一水。”[12]自己所书所画必定带有个人情感，比买来的书画、器物更能表达内心情谊。如柯律格说：“历史、文化上的特定人情网络，以及藉由家族间流动的茶、鱼、书画、诗所创造和表现的人情往还，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赞助形式。”[13]
唐代有进献书画以博官爵者，即等同于雅贿。古代并没有“雅贿”一词，宋代有“媚赂”一说，与之相类似。[[14]]明《王穉登集》有记：“今读邸中书，若某人为御史则曰：以某器进某人；为监司则曰：以某图入，是古钟鼎金石图书为金钱货赂矣。”[15]王穉登（1535-1612）字伯谷，号松坛道士，苏州长洲人，生活于嘉靖至万历后期。其所言，正表明万历时期官场艺术品雅贿的状况。[16]“御史”即督察院官员，直属于皇帝的监察部门，下设左右督御史（正二品）、左右副督御史（正三品）、左右佥督御史（正四品），当然还有十三道监察御史，分管每个省的检查工作，不过这里应该仅指在京官员；“监司”在明代称为“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正三品），副使（正四品），主管地方司法。王穉登所言表明，无论在京官员还是地方官员，都少不了艺术品雅贿，京官用古钟鼎，地方官员用书画，也间接表明行贿者的不同，使用艺术品的不同，涉及隐性交易品种与交易主体。至于具体的手段与原因，王穉登并没有明说，仅一“进”字。基于王穉登的描述，笔者从雅贿的交易品种、交易主体及交易目的三个方面，分类论述雅贿如何作为隐性的艺术品交易形式。
王穉登所言之古钟鼎金石图书，也即是古器物、书画、古籍，且古器物在前，书画在后，其贵贱差别不言自明。也可得知，古器物与书画是雅贿的最为重要的品种。如万历前期首辅张居正，会收到各样艺术品作为寿礼：“张江陵当国……闻其诞日，有绘周公负成王献者，……又有献大禹下车泣囚图，……又长梦人赠以一鉴，长尺许，光耀四壁，皆有铭……宪长张九一差官贡镜。”[17]其中有“周公负成王”的绘画，又有“鉴”“镜”之类的古器。除钟鼎铜器之外，古玉器也是雅贿品种，如“锦衣史继书……富敌国，凡江陵所需，百方致之，务悦其心。所进七宝冠、白玉如意长二尺，价值巨万。”[18]可见，史继书送给张居正大量器玩珍品。早在嘉靖年间，雅贿巨擘严嵩手下就有类似史继书的角色，即抗倭名将胡宗宪。《明史》载：“因文华结严嵩父子，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淫巧无数。文华死，宗宪结嵩益厚，威权震东南。”[19]这里的“珍奇淫巧”有尊彝、奇器、书画之类。除以上外，另有其它名贵丝织器，异器珍玩也是雅贿艺术品。“正茂以金盘二，植珊瑚其中，高三尺许，赂居正。”[20]《明史》记载，殷正茂用带有金盘的珊瑚贿赂张居正。珊瑚常被文人清供赏玩，属于当时的器玩之物。上文提到的张居正送给太后的鹅罽，正是殷正茂送给张居正的，“罽”即兽毛织品，鹅罽应为鹅绒织毯之类，此物极为名贵。相较而言，古代书法绘画更易作为雅贿对象用来隐性交易，而古铜器、瓷品之类由于笨重、易碎等原因，所占比重不及书画。以嘉靖末年严嵩父子为例，仅书画一项“古今名画手卷册页共计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21]被抄没后，文嘉参与整理其书画作品，“历三月始克毕事。当时漫记数目以呈，不暇详别”，[22]后成书《严氏书画记》，共三十四卷。其中不乏精品，如唐代怀素的《自叙帖》、五代郭忠恕《越王宫殿图卷》、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等。
交易主体
雅贿的主体从收受贿赂来看，可分为受贿者与行贿者，前者一般身份地位要高于后者。若从社会阶层来看，不仅有文人士大夫、另有商人、普通市民等等。首先看受贿者，如上所说，万历初年地位最高的受贿者为张居正，《明史》有载：“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23]天启年间，阉党专权，一些人凭借权势，以雅贿聚敛艺术品。《酌中志》提到的冯相栓，“凡冯京中多蓄古玩，皆修三案时，或载某一疏，除某一疏，及或增损名皆以贿成。”[24]刘若愚明确讲到，冯所蓄古玩，皆以收贿而成。天启年间，阉党编书记录三大案，[25]冯相栓以权弄私，某事、某人的去留，皆可因有没有送其艺术品而定，是典型的、不可告人的隐性交易。崇祯时期的首辅周延儒亦不例外，“余应桂，字二矶，都昌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崇祯四年，征授御史。劾户部尚书毕自严朋比，首辅周延儒纳孙元化参、貂，受杨鹤重赂。”[26]“貂”与“鹅罽”相似，同属贵重奢侈品。崇祯皇帝励精图治，大明王朝曾一度有中兴之象，但官员贿赂成风，积重难返。行贿者在雅贿交易的双方一般处于劣性，但并不表明他们身份卑贱，可能也是朝中要臣。如送张居正宝冠、白玉的史继书，为锦衣指挥史（正三品），也即锦衣卫最高职位者。送张居正金盘珊瑚的殷正茂（1513-1593），[27]虽屡遭弹劾，也能屡次再起，最后一次还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正二品），这其中少不了张居正的庇护与提携。张居正卒第二年，殷即被御史张应诏弹劾，殷正茂再次致仕。殷正茂的几次启用，不能简单的归为行贿起的作用，但也不能否认与此不无关联。
当然，除朝廷大员之外，品位较低官员、地方官员也参与雅贿隐性交易。中低层官员不仅接收雅贿，同时也有利用手中职权索贿艺术品者。天启末年，熊廷弼入狱，御史刘徽称熊家有金百万，魏忠贤矫旨追查，“江夏知县王尔玉责廷弼子貂裘珍玩，不获，将挞之。”[28]在阉党最为猖獗的天启末年，一个七品知县也跋扈至此，国将不国。艺术品索贿仍属于雅贿，只是与行贿略有不同，行贿一般是下级主动送上，而索贿则是索要或勒索。此外，贵臣的家仆也是行贿的对象，殷正茂除送张居正珍宝器玩之外，连其管家也要笼络，“复取金珠、翡翠、象牙馈冯保及居正家人游七。”[29]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游七可能比七品官还要大，当时在京官员竟“争事以兄礼”，殷正茂送其珍宝器玩也在“情理”之中。商人及普通民众的雅贿在正史中极难查阅，可以从晚明小说中取证，凌蒙初《拍案惊奇》卷二十七《顾阿秀喜舍檀那物，崔俊臣巧会芙蓉屏》中的郭庆春喜好结交官员，在寺中向尼姑买得《芙蓉屏》送给了御史大夫高纳麟。[30]郭庆春为苏州家道殷富者，系底层平民，为了结交官员，主动送上画屏，无非为了将来可以攀缘富贵，实质就是隐性交易。雅贿与酬酢有着相同之处，都是用艺术品作礼品，但主体之间的关系存在巨大差异。在雅贿中，一般行贿者地位低于受贿者，双方有着直接的利益交换；而酬酢则送与收双方处于平等状态，即使社会地位不同，起码人格平等，双方没有直接的利益交换。
有些雅贿是行贿者为谋私利，送贵重艺术品换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是立竿见影的隐性交易，如朱希孝将其兄弟二人所得唐宋书画名迹送给张居正，“渐以饷江陵相，因得进封定襄王。”[31]可见朱希忠死后，其“定襄王”的封号不应该授予其弟朱希孝，但古画名迹却帮助他达到了目的。崇祯后期，朝廷疲于应对农民起义军，十一年，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熊文灿（1575-1640）与张献宗对峙，《明季遗闻》有载：“张献忠遣人以碧玉长尺余者二方、圆径寸珠二枚，贿熊文灿请降，文灿许焉。”[32]第二年五月，张献忠再度起兵，熊文灿因此被捕入狱。张献忠的雅贿交易达到了假投降的目的，并为自己赢得东山再起的时间。另外一些可能并非为了私利，而是社会风气使然，为了立稳官场，只能合光同尘。如嘉靖年间的胡宗宪，其行贿严嵩父子，为能够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宏图抱负。所以并不能一概而论，理所当然地认为贿赂全是人性本恶。此外，另有一些雅贿与礼尚往来、人情酬酢难分难解，很难一刀切。如史继书在张居正过寿时送的珍玩，也可理解为一种风俗礼仪，但终究可以换取长远利益，即为隐性交易。而张居正本人也会因政治原因，送下属礼品，保证政策得以推行，相比严嵩，张居正还是以中兴大明为已任，勇于任事，起衰振隳。[33]
雅贿实质是以艺术品交易权势、官职及地位，受贿者能得到尊彝奇玩，以附庸风雅，而行贿者能官运亨通，纵享富贵，为一种隐性的、双方获益的交易。雅贿增大了交易频次，加速了流通，如“宗宪即得志，首以书画贿嵩父子，金玉珍玩，相断半入其槖。江南公私，为之一空。”[34]王世贞的记录虽不免夸张，但胡宗宪的强权加之市场的诱导，的确使得江南书画古器向北京聚拢，出现了一个小型“南画北渡”的局面，[35]对交易之兴盛不无贡献。晚明的雅贿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不仅腐化了政治，也扰乱民间生活，嘉靖年间，胡宗宪为了为严氏父子收拢珍器，不惜挖坟掘墓、大兴冤狱，“其所献鼎彝尊罍之类，或发塚剽攻，他宝玩多起狱而后得之。”[36]而到了崇祯年间熊文灿那里，雅贿的恶果更为严重，加速了明朝的亡国。清代的雅贿有增无减，且出现了由古玩商代办的局面，晚清曾任大理寺卿的赵汝珍在其成书于1942年的《古玩指南》中说：“以前外官送礼，非特价值不争，即品物亦不能见，完全由古玩商代办。”[37]赵汝珍在琉璃厂开古玩铺，以亲身经历见证晚清官场的雅贿，雅贿之风在清末民国仍不绝如缕。
折俸，即折支俸禄，朝廷折算物品成为俸禄，发放给官员。艺术品折俸，用书画珍玩之类充当官员俸禄，是一种单边、强迫性交易，是政府与官员之间的一种隐性交易。这一制度盛行于明代，明代从永乐一朝即有折俸制度，货物折成宝钞发放，[38]折俸物品有胡椒、苏木、布匹等等。官员所得往往少于实际俸禄，明代官吏本来俸禄较低，折俸更是雪上加霜。早在成化一朝就以书画器玩等来充当官吏俸禄，“以及书、画、几、案、铜、锡、磁、木诸器皿，皆委积尘土中，日久腐坏，将归于亡用，乃请以充俸钞。制曰:‘可。’”[39]这些字画、瓷器若遇到好事者即为物有所归，而一般官员要用它来换取口粮，会马上转手，最终仍落入好事者手里。
除内府所藏外，抄没官员家产得来的书画器玩也用来折俸，且成为一项重要来源。隆庆初年，以抄没严嵩的书画充当武官俸禄，“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于是成国朱氏兄弟以善价得之，而长君希忠尤多。”[40]“数缗”即银数两而已，唐宋名画也是如此。其中的朱希忠[41]、朱希孝兄弟二人得到最多，张丑《青河书画舫》有记“朱希孝太保承袭累代之资，广求上古名笔。属有天幸，会折俸事起，颇获内府珍储。由是书画甲天下。”[42]其中不少美术史中的精品，如唐代怀素《自叙帖》[43]，北宋郭熙所画之《越王宫殿图卷》[44]等等。除严嵩外，其它官员被抄没后，有些收入内府，也有些直接在民间出售，如罗龙文，其藏赵孟頫的绘画“官定价五两，着民间买。”[45]
朱希忠死后，朱希孝将大批艺术品送于张居正。张居正逝后，又被抄入内府，后为内臣盗出，旋即又流落民间。这批书画被一些好事者得到，韩世能是最突出的代表性人物。韩世能，字存良，官至礼部侍郞（正三品），[[46]]嘉靖、隆庆、万历时期著名收藏家，张丑为韩氏父子所作私人收藏目录《南阳书画表》。韩氏父子的收藏之所以既多且精，除他们个人努力外，还在于碰上了隆庆年间的“折俸”事件。像五代周文矩绘画、北宋黄庭坚书法、南宋马和之绘画等，皆因“折俸”而得：
严分宜藏（周文矩）《倦绣诗意图》卷，吴原博先生故物也。……归韩太史存良家。[47]
黄鲁直年谱载元祐丁卯岁行书大江东去词，……今在韩太史存良家，余屡欲购之，亦未得。本严分宜故物也。[48]
马和之着色唐风十二图，小雅六篇图，并在严分宜家，今藏韩太史处。[49]
艺术品折俸在明代经常有之，而隆庆初年藉没严嵩家产，更是数量大，精品多。折俸对于普通官吏来说，弊大于利，而对于好事家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除韩世能外，项元汴购买到不少书画精品，如沈德符所说之“韩敬堂太史、项太学墨林辈争购之，所蓄皆精绝。”[50]艺术品折俸是晚明上层社会的一种隐性交易形式，交易主体为政府与官员。折俸的后续交易，不限于隐性交易，可能为显性交易中的私下交易，如韩世能、项元汴的购买活动等。折俸是一项国家政策，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而后续的交易活动则是一种公平、自愿的交易，依靠市场导向。
雅贿将江南及其它地区的书画器玩集中于北京，折俸使之从中央政府流向民间，通过市场交易，从北京流向全国各地，而又以江南为主要去向。韩世能、项元汴、董其昌、詹景凤等常在北京购买艺术品，大多都会携带回乡。另如沈德符“城隍庙市”所说“书画骨董，真伪错陈，北人不能鉴别，往往为吴侬以贱值收之”,[51]说明苏州是重要的流向地。从成化到嘉靖，雅贿与折俸并没有先后关系，到了隆庆年间，才有了明确地用抄没艺术品折俸，并且暂时形成了如下图所示的循环。总之，雅贿与折俸在上层社会中使得书画珍玩快速聚拢，又急剧分散，两者都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强迫交易，而辅以市场交易。在这一聚一散之中，产生了频繁的交易，购藏者“竞尚清雅”，[52]促进了艺术品市场的发展。
晚明的交易方式存在显性交易与隐性交易两大形式，两者并存不悖。显性交易中的公开交易在晚明得到进一步发展，所占比重不亚于私下交易；隐性交易有酬酢、雅贿与折俸三种方式，其中后两者更具时代特征。显性交易与隐性交易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基本以书画器玩为目的，即无论出于何种手段，最后以得到藏品为主；而后者则多以之为手段，达到另外目的，如雅贿为了达到政治目的、酬酢为了稳固人情等。虽然两种交易形式都促进了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但相对来说，显性交易推动力更大。显性交易在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才被社会普遍接受。较之以往，晚明的显性交易发生了显著变化：市场交易规模加大，市肆公开交易频次增多，公开交易之活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管中窥豹，从交易方式即可看出，晚明初步建立起一个多样化、多层级的“市场化”体系，尤其在江南地区，文化与经济的发展相互契合，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美术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入研究晚明艺术品交易方式，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市场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亦能从历史的角度给予相应阐释，探寻其文化传承性。如书画家绕过画廊，在画室与购买方直接交易；书画家参加笔会，明为交流，也多私下交易等，这些仍算不得合理的市场行为，都源于晚明已成型的交易方式，系统全面对之研究，最终能做到引古证今、探古识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