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官窑”，顾名思义是朝廷皇室直接控制而建立的瓷窑。正如《笔衡》所载：“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里的“京师自置”与前文，“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是两个概念：

一是“命”，指“有命则贡”，“无命则止”的“民窑”贡瓷；

一是“自置”，指由京师——朝廷建立的官窑。

因此，“官窑”概念，在宋代文献中已讲述清楚。（“官窑”和“贡窑”都产“官窑器”，只是“官窑”的产品只供宫廷使用，例如南宋官窑。而“贡窑”是优选精品供宫廷使用，余下部分民间出售，例如汝窑、建窑等）

建窑虽为民窑，“进盏”和“供御”款却是典型的贡瓷

由于官窑是专门为皇室而设，所以，烧制的瓷器在造型、装饰、釉色等方面，均按宫廷设计样式进行生产。如，三足炉、乳丁五足炉、双耳乳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炉瓶之类。因而，官窑瓷器具有浓郁的宫廷色彩，与民间用瓷迥然有别。

烧制“贡瓷”的“民窑”，要将尚好的产品进贡皇室，“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官窑”为满足宫廷需要，对瓷器要求则更高。

因而，它必须搜罗“民窑”中的能工巧匠，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在经济上不惜工本，采用优质原料进行生产。（以南宋官窑为例，为使釉面更接近玉质感，南宋官窑采用多次上釉的工艺，釉水肥厚，容易下淌，烧制温度普遍较一般的青瓷低。因此南宋官窑的成品率不高，这只能由不惜工本的官办窑口才能负担。）

“官窑”与“民窑”在经营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民窑”属于商品生产，如北方的磁州窑、耀州窑，南方的景德镇窑与龙泉窑等，均有强大生命力，它们互相模仿、竞争，故而迅速发展成各种瓷窑系统。

与此想法，“官窑”则属于非商品性的保守生产，无发展前途。根据宫中需要，时烧时停，因而，其产品少而精。（相比民窑，官窑制度对烧制精品是有利有弊。由于满足宫廷用瓷特殊需求，每件器物可以做到优中择优，能进贡使用的官窑都属精品。而同时图样订制的方式，也扼杀了窑工创新和个性化的艺术创作。）

官窑瓷器不仅严禁民间使用，而且，民窑也不得进行仿制，故不能形成窑系。官窑规模小，延烧时间也短。

（南宋官窑、汝窑等瓷器的造型，与同时代其他窑口的器物相比差别较大。这是由于宋宫廷对官窑的生产采取“制样须索”的制度，对于烧造的瓷器有定制图样，民间不得采用相同款式。）

官窑瓷器烧成，须严格挑选，精良者送进宫中，对落选者加以处理，以防流散。（自宋代始至明清的官窑体系，一直有这个特点。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将次品打碎后集中掩埋，残片不能流出。

南宋官窑老虎洞和郊坛窑址都有瓷片掩埋坑，明清景德镇御窑打碎填埋自不必说了，这都与汝窑等贡窑“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的做法有本质区别。）

由于官窑的生产对民窑保密，所以，弃窑时，须作现场处理，不留烧窑痕迹。故此，这是考古调查中官窑窑址不易发现的根本原因。

官窑瓷器由于不经商业途径而直接送进宫中，故多为传世瓷器、但因各种原因，世上偶或见之，亦皆由宫中流出。

官窑瓷器都由禁宫所藏，目前全世界各大博物馆的五大名窑瓷器，流落海外都是近代的事情：

一是战争掠夺，例如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造成的流失；

二是遭偷盗变卖或抵押，例如大威德基金会所藏的几件汝窑，其来源是末代皇帝溥仪抵押给盐业银行后无力赎回，被大维德爵士购买。也有像之前一期员外介绍的日本静嘉堂所藏的南宋官窑三足鼎炉，是由皇宫内部人员偷盗后变卖流失的。

历代帝王均视官窑瓷器视为宫中珍宝，世代相传，不作为明器陪葬。因而在大量考古发掘中不见出土。北宋的皇陵在靖康元年第一次东京保卫战时即遭洗劫，南宋的攒宫则是被元朝恶僧杨琏真迦所盗发。两宋皇陵都已堙没，是否能从陪葬明器中见到官窑瓷无从得知。

考古所出比较著名的一件被定为是南宋官窑的器物，是1972年8月湖州皇坟山的“六瓣莲花碗”。但根据釉面质感、器型、吃土沁的表现来看，员外认定是一件龙泉黑胎产品无疑。

“官窑”一般文献记载不详，或几乎不见记载，其原因是当时对社会保密，非一般文人所能见到。

以南宋官窑为例，乌龟山郊坛下窑址是1930年被人发现，而老虎洞修内司窑，则更是直到20世纪末才重见天日。这都与历史记载的窑址确切地址语焉不详有关系，关键还是由于窑址的保密措施，使得民间无据可考。  

考古资料证明，皇室为了便于官窑生产的管理及运输，窑址多建立在都城附近。（南宋官窑乌龟山和老虎洞窑址离南宋皇城非常之近，至今无法考证窑址的北宋官窑，根据记载也是在北宋都城汴京烧制。）

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地理位置远离都城，管理比较困难，瓷器输运不便；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他们的产品虽经过宫廷一段时间使用，但不合宫廷用瓷的质量要求。“……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可见，因定窑瓷器不堪用，才命汝州造青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