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青铜冶铸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考古发现了大量夏代用青铜铸造的器物。夏代青铜器的发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都是在堰师二里头遗址内发现。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原地区夏文化的代表，其青铜器的冶炼与铸造技术备受关注，下面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冶金遗物等为主体，试对夏代青铜器冶炼和铸造技术进行分析与研究。

一、青铜器合金成分分析以及矿料来源研究

青铜是铜、锡合金。根据器具用途的不同，铜与锡的配合比例也有不同。根据已发布的二里头遗址所出青铜器的化学成分检测，二里头遗址青铜器中包含锡青铜、铅青铜、铅锡青铜、砷青铜。

经过对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一件较早的砷青铜制品的分析鉴定，当时对青铜器铸造中铅、锡的使用带有人为性质，对于青铜合金具有一定认知，但是并不像后来《考工一记》中记载的那样形成明显合金比例规律。

青铜器作为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获得和维护政治权利的主要工具。为显示和维护政治权威和社会地位，统治阶级需要铸造作为身份象征的青铜器，从而需要金属矿资源。

而根据学者对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样品所做的铅同位素比值分析，认为此时期锡矿产地及铜矿产地目前尚无线索，而一度在山东半岛夏文化所及范围内发现了铅矿资源。关于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矿料来源，自上世纪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均对此进行过热烈讨论。

很多学者认为主要来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及邻近地区，是根据青铜器铭文、先秦文献、古地方志及近代矿业地志的记载。另有一众学者认为主要来源于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南地区，主要根据有古代文献、青铜铭文以及近代地质资料，而铅同位素示踪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观点。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当时的青铜器矿料来源，有赖于江淮徐楚的输入，也有本境域内的尽量发掘采集。联系到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及交通状况，大约有一种比较可能，中原地区可能当时也有少量的矿源，经过大量开采，已被用尽，导致地质矿产普查与文献记载不符。

因此，夏代青铜器的矿料来源很有可能来自华南地区的输入，也有可能是在本境域内开采，还有夏文化在山东半岛的势力范围内的开采。

二、青铜器冶炼铸造技术研究

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附近发现了铸铜作坊遗址，该作坊遗址面积很大，其中发现有炉壁残块、铜渣块、陶范残片和增火残片等。大型铸铜作坊的发现，表明二里头遗址有能力生产青铜器，并且当时的青铜制造业已经颇具规模。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主要出现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和四期。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一期仅发现一件铜刀，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的铜铃和铜牌饰。三期开始出现铜容器、兵器、工具等。

铜兵器有铜戈、铜镞、铜戚等，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武器，值得注意的是铜镞的出现。镞是远射程武器，消耗量比较大，“镞的射出，是一种一去不复返的东西，非铜材充裕，人们不肯用铜制”。铜兵器中消耗量大的铜镞的出现，说明当时铜锡原料的大量供应己经不成问题。

遗址中发现有坩埚和大熔铜炉，这说明当时冶炼与铸造的分工己经产生，只是铸铜作坊所用铜原料应该是在外地冶炼好运来的。铜矿石的来源，可能来自距离较近的山区。

二里头铸铜遗址内发现大量陶范，生产工具如凿、锥、刀、鱼钩等生产工具和兵器多采用单范铸成，而铜容器如爵、鼎等则比较复杂，空体铸件必须使用合范法，几件铜爵从铸痕上看，至少是四块范合范铸成。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两件铜爵，其中Ⅱ式铜爵是科学发掘品中的第一件，其造型独特，三棱锥足外撇，是另行铸造后再与器身嵌接在一起的。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人们己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不但会使用单范铸造，而且已掌握并使用了在当时属于较进步的复合陶范分铸法。

而以陶范制作出中空、弧腹、壁薄均匀的礼器和乐器，需要掌握陶范的分型、制作、烘烤与套合等多种技术。有的器物还铸有花纹，铜饰品更是采用了铸造与镶嵌工艺的结合手法，这些铜器的出土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比较进步的冶铸技术。以上是以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器为主要研究对象，以青铜器合金成分析、青铜器铸造技术分析为手段，对夏代青铜器的冶炼与铸造进行讨论研究。

综上所述，夏代青铜器矿石来源看来有可能多为江淮徐楚等长江中下游地区输入，夏王朝境内小规模开采为辅。二里头文化晚期，矿产来源比较稳定，足够提供充足的原料来生产铜镞这种消耗很大的武器。夏代青铜器铸造作坊遗址的发现和相当数量青铜器的出土，充分证明当时的社会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

需要说明的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制造遗迹仅限于与铸造有关的设施和遗物，如用于浇铸的工场、可能用于烘烤陶范的陶窑、预热陶范的房子，整个作坊并未完全揭露出来，其结构应该更完善。

目前所见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主要出于二里头遗址中型墓葬中，未必代表当时的最高铸造水平，如若能发现未经盗掘的二里头文化的大型墓葬乃至王陵，其出土物或许将重写现今研究的成果。

三、玉器制作技术

至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及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还未发现有玉器作坊，但从这些遗址发现的玉器种类之多，制作工艺之精湛，我们应该可以推断当时己经有了专门的玉器工匠和玉器作坊，在制玉技术上也较新石器时代有了长足的发展。

史前时期的良诸文化、红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中，都发现了大量制作精美的玉器。红山文化的玉器以形表意，重在玉器整体外形的雕刻，一般为素面玉器。良诸文化的玉器，以其非常复杂的花纹装饰着称，纹饰由刀具反复刻划形成。

二里头文化玉刀、璋、龙上的几何纹都很笔直，线条粗细与深浅始终如一、非常规整。说明此时制作玉器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手工业，己经具备有一批技术熟练、手艺高超的制玉工匠，有可能已有铜质圆形可旋转的制玉加工工具，即能够高速旋转的“陀子”，否则是难以雕琢出如此精细流畅的花纹的。

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器有很多都是大型的礼器，如出土的一件玉刀，长达65厘米，同时出土了一件高达48厘米的玉璋，再如出土的两件玉璋，一件高54厘米，一件高48厘米，皆有扉齿。这些大型玉器刃部大都不见使用痕迹，有些甚至都未开刃，表明这些大型玉器并非实用器，而是某些特定场合使用的礼仪用器。

个体这么大的玉器，从割剖玉料到器型雕琢到打磨抛光，都需要相当高的技术。充分说明这一时期制玉的工艺水平很高，特别是如玉戈，器身有棱有角，线条分明，表面光滑，好像是用模子压出来似的。

绿松石镶嵌技术在大汉口文化中就已发现，是往骨器、象牙器上镶嵌绿松石，山东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中有往玉器上镶嵌绿松石的例子，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则出现了工艺精美的镶嵌绿松石的铜器和漆器。

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绿松石装饰品的器类有串珠、管、眼形器、长方片饰等。这些器物大多既小且薄，加上穿孔，制作难度较大，如果没有专门的熟练技术工匠，要制作出如此的精品也是不可能的。

虽然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玉器，但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的玉器多出于中小型墓葬中，因此还难以代表当时玉器制作技术的最高水平，但仍然是夏代玉器的代表。玉器种类上与新石器时期相比变化不是太大，主要有璧、戚、圭、牙璋、戈、刀、鸟首玉饰、月牙形器、坠饰、尖状饰、镞、纺轮、管，以及大量的绿松石饰物、串珠和精美的镶嵌饰物等。

玉器造型上，几何型器物以直方形为主，绝大多数为素面。玉戈，是典型的礼仪用器，部分其首部无中脊，还保持前者的造型特点。其重要价值在于，为商代同类器型开了先河。

玉圭均为平首形，当是龙山文化玉圭的延续。一式中部有两道横直线阳纹，二孔，这类造型则是在龙山文化玉圭造型基础上的发展。牙璋的发展，主要在于部分器形变得很大，最长可达54厘米。柄形饰是夏朝才开始有的器型，开商周同类器之先河。

二里头文化玉器的材质主要有白玉、青玉、绿松石等，改变了新石器时期玉料多为水晶、玛瑙、玉髓、绿松石、角闪石、透闪石、阳起石、蛇纹石等等多为就地取材的状况。玉器工艺一般较规整，这种做法，开商代玉器镶嵌绿松石工艺之先河。

四、总结

夏代作为中国奴隶制社会第一个朝代，它的玉器制作不仅是对新石器时代玉器制作的历史总结，它的成果还为商代玉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即便我们现在所见到夏代玉器相对比较少，但其一些造型如刀、圭、戈、铜形牌饰与纹饰如兽面纹，均成为商玉制作的根据。可见，夏代玉器，在新石器时代和商代之间这段时间的进步与发展，其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