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混血之美-定窑（上）-沙家櫪

一带一路是当今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海陆商业贸易路线，（其理念和模式起源于我国古代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并发扬广大），（古丝路）最初的作用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随着路线的成熟和各地的互惠，后来演变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

陆上丝路，指的是西汉（前202年—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凉州、酒泉、瓜州、敦煌、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之路，而丝绸、瓷器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

海上丝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通过海路交流，最早开辟也始于秦汉时期。从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

著名的“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的古代商贸通道，公元前139年（地图-1），

图1：公元前丝绸之路图

自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陆上丝路的先河，把中国的特产“丝绸”、“瓷器”、“茶叶”销往海外，又带回了金、银极其制品、琉璃、玉米、甘薯等，把东西两大文明联系在一起，“丝绸之路”的主要输出产品以丝绸、茶叶为最大宗的商品，也是中亚、西方梦寐以求、时尚追逐的两大商品，瓷器是第三大商品，由于陆路的艰难，瓷器的数量远不及丝绸、茶叶（地图-2）。

图2：丝绸之路的路线图

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和罗盘大大地促进了航海的发展，也开启了海上的“丝绸之路”，把陆路瓷器运输的难点转向了海运。广州、泉州、明州和扬州就成了唐代中、后期中国的四大名港，尤其明州港的地理地位独特，所以在历史上一直与海外保持着商贸往来，特别是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著名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来到明州，就任鄞县令，他在孔庙兴办县学，开创了明州的官方文化教育事业，从那以后，明州的学风、文风日浓。“明州城郭画中传，尚记西亭一舣船。投老心情非复昔，当时山水故依然。”这首《观明州图》道出了王安石的心情。

海陆的开通，向西方打开了通向富庶的东方世界的大门。近些年相继出水的沉船残骸，以及水下考古发掘的大量沉船瓷器、金银器等货物，不断地见证了昔年繁盛熙攘的海上贸易。又通过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旅行家，西方对于东方的认识也从“寻找伊甸园”的想象变成更丰富精彩的现实，对于世界的认知也从“四海”扩大到了“七海”。

东方的丝绸、瓷器、茶叶是西方人孜孜以求的商品，上至皇室，下至贵胄均对东方丝绸、瓷器欲罢不能。丝绸、瓷器成为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追求，上行下效形成了社会的时尚，尤其是中国的瓷器被西方人追求了千年，为了掌握烧制瓷器的技术，苦苦追求了近十个世纪才真正明白了“瓷器”的奥秘。文化是双向的互补，中国丝绸、茶、瓷器文化的输出同样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包括西方艺术品的造型的输入，尤其对定窑瓷器造型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而对其它窑口的影响就不如对定窑那么明显，这就说明定窑窑工们的学习进取精神是显而易见的，吸收外来文化融自身文化于一体，创造出了晚唐、五代的定窑混血之美。如史前五世纪古罗马的青铜鸭嘴执壶（图3），

图3：古罗马公元前五世纪铜质鸭嘴执壶

对唐代定窑鸭嘴执壶造型上的影响一目了然，这种鸭嘴式定窑产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定窑窑工们异想天开创造出来的吧（图4），参见《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130-131页。

图4：唐代定窑白釉压瓜棱腹鸭嘴执壶

中世纪伊朗的银鎏金执壶对唐代定窑执壶随处可见的影响，大唐盛世的开放政策吸引了众多的中亚商人富甲来到中土，他们不仅来到中国做丝绸、瓷器、茶叶的生意，还带来了许多本土的精美艺术品进贡朝廷，有些甚至在大唐捐官任职，繁荣了盛唐的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从1983年出土于宁夏固县现藏于固县博物馆的波斯银鎏金凤嘴壶看（图5），

图5：1983年出土于宁夏固县现藏于固县博物馆的波斯银鎏金凤嘴壶

对晚唐、五代定窑白釉凤嘴龙柄执壶的影响（图6），

图6：晚唐、五代定窑白釉龙柄凤嘴执壶

这种凤嘴龙柄执壶没有中亚金银器华丽精美的纹饰，可能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内敛、含蓄有关，但是整体造型却与西亚银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凤嘴壶在伊朗七世纪非常流行，现收藏于美国博物馆的七世纪伊朗银质鎏金凤嘴壶（图7）

图7：美国博物馆藏七世纪伊朗银质鎏金凤嘴壶

与宁夏出土的都是同一系列的中亚高端艺术品，有些输入到中土，影响了中国陶瓷业的造型（图8），

图8：晚唐定窑白釉凤嘴花口执壶（或称花浇）

这件唐代定窑白釉凤嘴壶明显也是收到了中亚文化的影响，同时期的邢窑也有类似作品问世（图:9）。

图9：唐代邢窑白釉凤嘴执壶（或称花浇）

我们再看看这件中亚金属兽柄执壶对晚唐定窑执壶的影响，中亚的金属执壶都有着繁复的装饰纹（图10），

图10：中亚（相当于唐代）金属兽柄执壶

而定窑当时的产品还多以素面问世，这件晚唐定窑三泥条结带凤嘴执壶的造型取自七世纪中亚执壶，在壶柄上加以改良，运用了定窑特有的双泥条、三泥条结带形式（图11），

图11：晚唐定窑白釉三泥条结带凤嘴执壶

但是也有用狮柄做装饰的执壶（图12），参见《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80-83页，

图12：唐代定窑白釉狮柄执壶

定窑的狮柄常见的是片状的狮柄（图13），

图13：唐代定窑白釉狮柄执壶局部

其实这种西亚兽柄的启示不光影响了定窑，在邢窑（图14）、

图14：唐代邢窑白釉狮柄执壶

巩县窑都有产品（图15），也都受到了西亚文化的影响。

图15：唐代巩县窑狮柄执壶

再看看1984年河北宽城县大野峪村出土唐代栗特银质凤嘴壶（图16）对定窑的影响，

图16：1984年河北宽城县大野峪村出土唐代栗特银质凤嘴壶

这件唐代（相当于中亚八世纪产品）栗特壶虽然没有柄，但是这造型对定窑的影响还是有目共睹的，如八世纪定窑的白釉凤嘴执壶（图17）、（图18）都是明显受到栗特银质凤嘴壶的影响，

图17：唐代定窑白釉平实足执壶（或称花浇）

图18：唐代定窑白釉平实足执壶（或称花浇）

器口捏成凤嘴状、垂梨腹、双泥条柄、平底实足，还有中空式底足的（图19），从造型上看与前面实足的大体相近，只是由于实足过于沉重，改为空心足，减轻了体量，高空足外撇稍大，以便更加平稳。

图19：唐代定窑白釉中空高足执壶（或称花浇）

这件收藏于外国博物馆的七世纪中亚银质凤嘴执壶（图20），造型呈鼓腹、凤嘴、柄上端塑以人头像，壶身素面，高空足，足边饰珍珠纹一周，它不光影响了八世纪定窑青白釉产品的造型，

图20：国外博物馆的七世纪中亚银质凤嘴执壶

唐代定窑青白釉凤嘴执壶（图21)，

图21：唐代定窑青白釉高空足执壶

以及八世纪定窑柿红釉凤首执壶（图22），参见《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20-21页，

图22：唐代定窑柿红釉高空足凤首执壶

同时也影响到巩县窑产品，参见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院藏七世纪巩县窑白釉凤首执壶（图23）。

图23：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院藏七世纪巩县窑白釉凤首执壶

直颈瓶的由来很可能源自这类欧洲、西亚的琉璃器皿,出土于福斯塔特（Fostate)的九、十世纪琉璃瓶（图2:4），

图24：福斯塔特（Fostate)出土的九、十世纪西亚琉璃瓶

以及更早一些古罗马的琉璃质瓶，它们对定窑作品的影响可以从十世纪的定窑直颈瓶上看到琉璃瓶的影子（图25）、（图26）。

图25：十世纪定窑内白釉外柿红釉直颈瓶

图26：十世纪定窑白釉直颈瓶

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镇的辽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陈国公主墓的伊朗十世纪晚期的琉璃制品（图27），这件琉璃瓶很应该是晚唐作品，随陈国公主陪嫁而到了内蒙，再一次验证了大唐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

图27：陈国公主墓的伊朗十世纪晚期的琉璃制品

其实这种西方的琉璃制品很早就已经传到了中土，自从张骞出使西域就已经将琉璃制品带回到了中原，这一点早有定论，这件1948年出土于河北景县北魏封氏墓群的琉璃碗就一个很好的实证（图28），

图28：1948年出土于河北景县北魏封氏墓群的琉璃碗

汉代的琉璃珠、玻璃球大家都很熟悉了，而东汉墓葬中出土的一些玻璃、玛瑙质地的随葬品，都是当时流入中原的，到了大唐盛世更有大量的琉璃制品被供奉到了大唐，成为大唐皇室的稀罕之物，因而引起制瓷业的窑工们的仿制，尤其是定窑窑工们的不断地探索和创新，在晚唐得到了皇室和贵胄们的青睐，也就顺理成章的得到了宫廷的“订制”，因此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官窑”之一“定窑”，而且定窑、邢窑在晚唐流行的唇口碗估计也是从这些琉璃器物得到的灵感，这件晚唐“官”字款的唇口碗便是其中之一（图29）。

图29：晚唐定窑白釉唇口“官”字款碗。

古代的丝路给我们留下了中西文化的结晶，如今的一带一路将继续开创中西文化的未来。

传播正能量是一种智慧

待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