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瓷之美：西夏瓷器的造型与纹饰

11世纪初，羌系党项族人以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为都，建立了雄踞一方的西夏王
朝，与宋、辽、金王朝先后鼎足而立近200年。他们创造了别具特色的灿烂文明，建立了宏伟的
城市，发明了独特的文字——西夏文；还利用黄河岸边的澄泥，用手随意刻画、捏玩，逐渐形成
并发展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瓷器和纹饰。

近年来，在西夏故地陆续出土了许多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陶瓷。但由于西夏疆域辽阔，
民俗各异，夏、宋、辽、金在经济上、文化上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因此，在西夏经济文化
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出土的陶瓷便有着不同的风格。本文意在通过对西夏瓷器的介绍，让广大瓷
器爱好者尽情领略西夏古瓷之美，徜徉于中华文化的宝库之中。

一、反映党项民族生活习俗的西夏瓷器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人和其境内的吐蕃人、回鹘人等，原来都是从事畜牧业的游牧民族，西夏立国
后，畜牧业仍是西夏的经济支柱。西夏地方政权对畜牧业生产十分重视，朝廷专门设有群牧司、马
院、马院司等畜牧管理机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及西夏人对畜牧业的熟悉和重视，使西夏的畜牧
业生产出现了兴旺的局面。畜牧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畜牧的习俗也影响着瓷器的
造型。

如上面这件褐釉剔花瓷扁壶，是党项族人出行、狩猎时携带的容器，用于盛放水或酒，适合安放在
马、驼背上。壶的正反两面中间均有一圈足，起到放置平稳和装饰的作用。壶的两侧两耳或四系便
于在牲畜背上穿绳捆绑。扁壶在西夏瓷窑遗址中数量很大，为西夏境外的其他窑址所罕见。

西夏瓷器中较多见的生活用品如罐、瓶、壶等，大都广口、短颈，腹部丰满，整体圆润浑厚，在肩
部常有两耳或四系。这也反映了党项人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大，只好制作一些简单
的、小型的、便于携带的生活用具。此外，像瓷埙是游牧民族放牧时吹奏的乐器；瓷铃、瓷钩是驮
畜的挂件和捆绑驮物时的用具；瓷马、瓷骆驼、瓷羊、瓷狗等是游牧民族喜爱的家畜。这些瓷器都
反映了与党项族人息息相关的游牧生活。

在西夏瓷器中，高足器是其显著的特点之一，如：高足杯、高足碗、高足盘、高足豆等，凡器形较
矮的容器，多制有高足。这反映了党项族人饮食起居多在地上，有席地而坐的习俗，因而烧制出适
合在地上直接放置的圈足较高的食具。

二、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西夏瓷器

早在北朝、隋朝时期，党项羌族人就在青海东南部和四川松潘以西的山谷草原狩猎、放牧。他们最
早的生活用具是木制的，从西夏遗址中出土的饮食器皿中，就遗留着木制品的风格，如有些瓷碗、
罐的重沿及玉璧底、饼足等。而且，在西夏文字中属于器皿的字，大都从“木”部，也可得到证实。

唐代末年以后，党项人内迁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由游牧、狩猎逐渐转向农耕和定居，期间积极学
习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西夏立国前夕，党项族人更是通过网罗和使用汉族人才等，使文明程
度迅速提高。

宋仁宗时的富弼曾经这样说：“拓跋自得灵州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所用。得‘中国’土地，役‘中
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
”富弼的话道出了西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说明西夏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
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出土的西夏瓷器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西夏瓷器的大部分器型，还是仿照唐宋时期各瓷窑烧制的器物，如碟、碗、缸等、绝大部分在造型
上与中原地区烧制的器物基本相同。西夏的各个窑场所使用的工匠，实际上大部分是从内地投奔而
来的汉族人，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技术，同时与党项族和西夏境内的其他民族一起，共同创
造了西夏文化。但由于受经济落后和设备条件较差的局限，从总体上来看，西夏瓷器远不如中原瓷
器那么精美。

三、与西域文化相关的西夏瓷器

西夏地处长安至凉州的北道上，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瓷器制造也不可避免地受
到西域文化的影响。

如在宁夏石嘴山嵬城，灵武磁窑堡和海原等地出土的玉壶春瓶，是西夏出土最多的瓷器。小敞口，
直颈细长，鼓腹圈足。这种造型的瓷瓶最早出现于印度药叉女雕塑像中，其左手所托即为春瓶，形
似男根，而且其上还有男女秘戏之图，这就是春瓶的来历了。

玉壶春瓶是北宋时期创烧的瓶式之一。它融合了西方印度春瓶和唐代花瓶的造型，以变化的弧线构
成柔和、匀称的瓶体，惹人喜爱，在西夏瓷器中也具有一定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