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件被抢走的饭盒

洛阳博物馆藏

一、

谈到“共和”，每个当代中国人都不会陌生。

今天中国国名的全称中，就有“共和”二字。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主旋律，就是从“君主制”走向“共和制”。

“共和”这两个字的现代含义，从外语中来，源于拉丁语“respublica”，意为“人民的公共事务”。

与现代汉语中很多词汇一样，“共和”二字初见于日式汉语，首先由日本学者大槻磐渓译出，再经晚清留日的中国学者引进。

又与现代汉语中很多词汇一样，“共和”二字并非日人生造出来的新词，它本就从中国古籍中撷取而来。

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的“共和”，与现代含义有别，但也有一定联系，大约相当于所谓的“贵族共和制”，即由两位以上的贵族联合执掌国家政权。

“共和”这个词汇的直接来源，见于《史记·周本纪》：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史记索隐》曰：

宣王少，周、召二公共相王室，故曰“共和”。

按照《史记》的记载，西周晚期，周厉王不修仁政，倒行逆施，被愤怒的国人推翻，流窜境外；太子年幼，藏匿召公之家，无法公开露面；在此后的十四年中，周王朝的政事由召公、周公两位王室大臣联合执掌，被称为“共和”行政。

当然，在汲冢竹书中，对周代“共和”的描述，又是另一种说法。《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言曰：

共伯和即干王位。

认为这个“共和”指的是一个具体的人，即畿内邦君“共伯和”，他在厉王出走后摄天子之位，在位之时号称“共和”。

新出土的战国史料也支持这种说法。《清华简·系年》第二章有言曰：

厉王大虐于周，卿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龙（共）伯和立。

西周晚期金文中有一名位高权重的贵族“伯龢（和）父”，铭文中引述他的话，以“若曰”起首（其他金文中仅见用于周王，《尚书·周书》中仅见用于摄政时的周公），答拜辞中又称其为“皇君”，不少学者推断其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共伯和”。

也有学者认为，汲冢书与清华简都是战国时文献，此说或许出自纵横家的杜撰，未必就是历史定论。太史公择取史料比较严谨（相对战国诸子来说），取“周召共和”而不取“共伯和干王位”，必有其道理。

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更多地下史料的现世。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自太史公以后，“周召共和”之说一直是两千年来的主流，其影响流布至今，十分深远。

那么这一事件中的两位核心人物，周公、召公，又是何许人呢？

二、

首先要明确一下，这里的周公、召公，当然不是辅佐武王伐纣的周公旦、召公奭。

周初开国，大封亲戚、勋臣为诸侯，以辟四戎，藩屏周室；武王封周公旦于鲁，封召公奭于燕，但二公都未就藩，而是派遣长子前往封地就国，自己继续留在王畿辅政。

此后周公、召公的封号在王畿内代代相传，与周王朝相终始。“周召共和”的两位主角，就是周公、召公留在王畿内的传承，分别谥为周定公、召穆公。

周定公其人，在传世史籍与出土文献中都无记载，大约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事迹，只因袭周公之号，在王室诸正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因此得以共参政事。

而召穆公（以下简称为召公）之名，在传世文献中就相当常见了。《史记·周本纪》所载厉王朝事，有大半都与召公相关；《诗经》中亦有多首诗歌，或为召公所作，或记述召公事迹。

召公初现于史籍，是在厉王朝的“弭谤”事件中。

《国语·周语》记载：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纷纷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召穆公劝谏厉王说：“（你再这样）国人就要起来造反啦！”

厉王很生气，从卫国找来一些巫师，到民间去监视国人；有说厉王坏话的，就抓起来杀掉。国人不敢说话了，在路上碰见了也不敢打招呼，只能相互以目示意。

厉王很开心，对召公说：“我真是个大聪明，现在没人敢说我坏话了。”

召公回复说（大意）：“你现在不让他们说话，就如同把河流堵起来治水；最终溃堤的时候，必然伤人无数。百姓们心中忧虑，才会在嘴里谈说，你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怎么能堵住他们的嘴呢？你又能堵几时呢？”

召公的话，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弭谤”事件发生后，召公又作《大雅·荡》，以商纣、夏桀故事告诫厉王；作《大雅·民劳》，讲述民众的劳苦，希望厉王能够爱护人民。

这些努力并没起到什么作用。三年后，国人暴动，厉王仓皇逃出国都，一路逃窜到“彘”这个地方去了。

暴躁的国人们在王宫找不到厉王，准备杀掉厉王的太子姬静泄愤。太子藏匿到召公家里，又被国人围困。召公没办法，只能交出自己的儿子以代太子，太子因此得以幸免于难。

太子和召公之子，两个相貌不同的人，国人怎么能够搞混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都是婴孩，和春秋时期晋国的“赵氏孤儿”类似，从长相上无法区别。

随着共和时代来临，国人的愤怒也慢慢平息，太子姬静在召公家一天天长大。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地，召公和周公共同扶立姬静即天子位，是为周宣王。

作为宣王最重要的保护者和支持者，召公在新朝自然得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宣王即位，重用召穆公、方叔、仲山甫、尹吉甫等贤臣，复行文、武、成、康之道，一改厉王时期的衰微气象，史称“宣王中兴”。

宣王亦是一位有开拓之志的君主。宣王即位之初，使尹吉甫北伐玁狁，大破之，其事见载于《诗·小雅·六月》，有兮甲盘铭文为证；又使方叔南征荆蛮，大破其国，俘其宗彝，其事见载于《诗·小雅·采芑》，又有出土诸多楚公逆铜器为证（大多出土于西周晚期参与伐楚的晋国墓中）。

宣王六年，荆楚已破，南方初宁，周宣王亲征淮夷，召穆公等王室重臣皆随同出征。在长江与汉水之上，周宣王郑重册命召公，作《大雅·江汉》之诗：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

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

釐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

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

诗的前两段，形容王师军容之盛，淮夷心崩胆裂，周王志得意满。

中间三段，为册命召公（召公名虎，自称为“召虎”）之辞，表彰了召公在征伐淮夷中的贡献，夸他能够继承祖先召公奭的志愿，赐给他圭瓒美玉、秬鬯美酒、山泽土田。

最后一段，为召公答拜之辞，先感谢天子，再感谢父亲，最后祝愿宣王长命寿考，国泰民安。

由于召公征伐淮夷之功，后来历史上对南方用兵的名将，亦多得“召虎”之名。如曹魏名将张辽，多次与东吴争战，屡屡取胜，几乎活捉孙权，威震江东。曹丕称赞他：“此亦古之召虎也。”

传世典籍中对召穆公召虎的记载，到此就结束了。

不过，在出土的青铜器上，还存有他的名字。

三、

1993年7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一次配合基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批西周晚期墓葬。

其中一座编号为C5M906的墓葬内，出土多件青铜器。唯一一件带有铭文的青铜盨（音xu三声，盛食器），引起了考古学家们的注意。

洛阳博物馆藏

盨长23.3、宽16.7、通高21厘米，横长椭方形，由器盖、器身组成。

器盖为弧顶，口沿一圈装饰窃曲纹与简化兽面纹，盖上有两两相连的矩形扁钮四只，钮外侧装饰夔龙纹。

器身带一对重环纹附耳、四兽面纹柱足，口沿下一圈装饰窃曲纹与简化兽面纹，腹部装饰瓦棱纹，底部可见范线及碳痕。

资料来源：赵振华等，《洛阳东郊C5M906号西周墓》，《考古》1995年第9期，790页。

器身与器盖各铸对铭两行八字：

召伯虎用作朕文考。

“伯”是西周时铜器铭文中男性贵族常用的自称，作器者名“虎”，召氏，这件铜盨又是典型的西周晚期青铜器，我们自然可以推知，这件铜盨的主人就是厉王、宣王时期那位大名鼎鼎的召穆公召虎。

出土青铜器上见有“召伯虎”之名的，除这件“召伯虎盨”外，还有三件“琱生”作器。琱生是召氏小宗，受周王之命到召虎家解决一些土地讼狱之事，其铭也很有意思。今后如有机会，会专门就“琱生”三器出一篇文章。

而目前所见由召穆公召虎自作之器，就仅有洛阳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召伯虎盨”，足见其珍贵了。

四、

“召伯虎盨”铭文中的“文考”，是周代贵族对死去父亲的尊称。从铭文来看，这件盨是召公为死去的父亲制作的祭祀用器。

由琱生诸器可知，召虎的父亲谥为“幽伯”，母亲谥为“幽姜”。因此，发掘C5M906号西周墓的考古工作者，将此墓的墓主人判断为召虎之父“幽伯”。

然而，根据公开出版的发掘报告来看，此墓的规格并不算很高。墓穴面积大约12平方米，单椁单棺，随葬品仅六件铜礼器，除这件“召伯虎盨”铸造精良，其他五件都很粗糙，具有典型的明器特征；其他随葬品仅陶鬲一件，少许车马器，散置于棺外。

据《礼记·檀弓上》与郑玄注：“天子之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幽伯身为召公世系的宗君，是王室重要的辅政大臣，应当具备三重椁具，而C5M906仅有一椁，不过大夫之制；且随葬品数量之少，似乎还未必比得上一般大夫。

该墓随葬两件铜盨，除这件“召伯虎盨”外，另一件明显系仿造“召伯虎盨”所作，纹饰、规格极力模仿，但制作非常粗糙，不仅铸造不平整，一处柱足还有漏铸，范土暴露在外，根本无法使用。

召穆公是辅佐宣王中兴的一代名臣，德才兼备，声名煊赫，岂会以如此不合礼仪的薄葬来瘗埋父亲？

铭文中又明确提到此盨是召公为父亲所作的祭器，亦不存在由召公赏赐给他人的可能性。

因此，笔者个人看法，这件“召伯虎盨”，应当是由于非正常的原因从召公家族中流失，被一个地位并不算太高的大夫得到，作为自己日常使用、承装食物的宝器。这位大夫死后，即以此盨随葬，这也是他墓中最珍贵的一件随葬品。

至于铜盨流失的原因，是否与厉王末年“国人围召公家”事件有关，这就很难说了，真相已经湮灭在了漫长的历史之中。

不过，在这场风波中，召公为了保护厉王太子，连自己的幼子都牺牲了，又怎么会心疼区区一件饭盒呢？

版权声明： 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