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王妃

本期介绍文物

洛阳博物馆藏

这一阵子，英国凯特王妃成为了吃瓜群众的关注热点，各种阴谋论传得沸沸扬扬。

可见，直到二十一世纪，王室的八卦仍是普罗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

本期的文章，就来介绍一位名不见于史传、器物却流传于今的西周王妃。

一、

西周诸王（包括灭商以前的先王），其配偶的名字及事迹见于文献记载的，主要是开头几位和最后一位。

文王祖父，后来被尊为“太王”的公亶父，其妻号曰“太姜”，深度参与了周人迁都岐邑事件。据《诗·大雅·绵》，公亶父选定“岐下”作为新都地址后，让太姜来考察修建房屋的地基与方向。

文王之父，后来被尊为“王季”的季历，其妻号曰“太妊”（史籍往往称“太任”、“大任”），出身于中原地区的挚国，《诗·大雅·大明》称其“自彼殷商，来嫁于周”，《大戴礼记·保傅》谓其在怀育文王时“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是“胎教之谓也”。这也是世界上关于胎教的最早记载。

文王之妻，号曰“太姒”。在太姒之前，文王应当还有一任正妃，是商纣王的姑姑。《易·归妹》五爻爻辞云：“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帝乙，即纣王之父。

据《竹书纪年》，季历为商王文丁所杀。文丁之子帝乙即位后，东夷作乱，为了与西边日渐强盛的周人缓和关系，把妹妹嫁给了周文王。文王后来的正妃太姒，出自有莘氏，只是帝乙之妹陪嫁的媵妾而已，也就是爻辞中所说的“娣”（同嫁女子中，年少位微者称为娣）。

然而，帝乙之妹并不受文王喜爱；爻辞称其“不如其娣之袂良”，正是周人认为其礼容不如太姒之庄美。归妹三爻爻辞云：“归妹以须，反归以娣”，亦是周人谓帝乙之妹不如太姒之明证。

归妹六爻爻辞又云：“女承筐无实”；不育子嗣，大概是帝乙之妹不为周人所喜的一大原因。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诗·大雅·思齐》有言：“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讲太姒继承太姜、太妊的美德，给文王生了很多儿子。这里的“百”当然不是实指，那不是人类可以做到的。

以上这三位贤妃，周人立庙祭祀之，作诗歌咏之，被后人尊为“周室三母”。

武王之妻，名曰“邑姜”，是太公望之女。这位邑姜作为武王“乱臣十人”之一（“乱”在这里是治理的意思），帮助武王管理内事（亦有人以为太姒才是“乱臣十人”中的女性角色，但以母为臣，似难说通）。

这里还有个疑点，邑姜作为武王之妻，理应被称为“王姜”。考虑到周代仍存有“烝报婚”之礼（即收继婚制，“烝”为父亲死后，儿子娶继母；“报”为兄、叔死后，弟娶嫂、侄娶婶），不少学者怀疑，邑姜本为文王长子伯邑考之妻，伯邑考为纣王杀害后，“报”与武王为妻，其谥仍从前夫。

当然，这未必是武王本人的意愿，大约是为了确保太公之女立为周室长妃，以稳固姬、姜二族之间的联盟关系。

武王以后，幽王以前，王妃姓名事迹，史籍大多无考。《穆天子传》称穆王妃曰盛姬，然而按照周制，同姓不婚，穆王娶姬姓女子为妃，于理不合，大概率是出于后人杜撰。

至于周幽王与申姜、褒姒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不在这里多介绍了。

所幸，武王至幽王之间的诸多王妃，有不少都见于出土青铜器上；虽然大多仅存姓氏，但这仍然给西周时期王室与外姓联姻情况提供了很多线索。

据统计，出土青铜器铭文所见西周王妃，以姜姓数量最多，姒、妊、妫、姞其次。厉、宣之世还有两位“妀”姓的王妃，分别出自番国、苏国。

《国语·周语》记载，周襄王打算娶狄人女子为正妃，大臣富辰劝谏道：“王以狄女间姜、任（妊），非礼且弃旧也。”这也说明，终西周一朝，“周室三母”所属的姜、妊、姒三姓，始终是周王取妃的首选。

二、

1963年春天，洛阳北窑村西的砖瓦厂在烧砖取土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古代文物。

洛阳市文物管委会闻讯后，立即派考古工作者前往现场调查。经过三个月的勘探，探出古墓共计475座。

1964年初至1966年夏天，在砖瓦厂停工期间，考古队陆续对这片墓葬进行了发掘，共掘得西周时期墓葬348座，年代涵盖整个西周时期，春秋时该墓地即已废弃。

这批墓葬的陪葬器物所体现的族属、国别来源复杂，墓主人仅见男性不见女性，随葬器物中有大量兵器、车马器，马坑中还见陪葬有中箭的马匹。

不少考古学家认为，洛阳北窑墓地是西周时期驻扎在洛阳的“成周八师”阵亡将士的葬地。这是由于在西周之时，“死于兵者”不能入“兆域”（本人所属的家族墓地），只能另择公墓，相聚而葬。

在北窑墓地一座编号为“M37”的西周早期墓内，出土有两件奇特的铜簋。

洛阳博物馆藏

此簋口径20.2、足圈径13.3、腹深12、通高14.5cm，重2.7公斤。器形敞口深腹，带有圈足，侧有双耳。

器腹满饰阴线构成的兽面纹，圈足及颈部以阴线装饰龙纹，颈部中间饰浮雕兽面，耳部上端以龙首为饰，耳身以阴线装饰卷云纹，下附垂珥。

线描图与拓片资料来源：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83-84页。

器内壁铸造铭文四字：

王妊作簋。

此前的文章“齐国公主成谜的婚姻状况”讲到过，先秦时期男子称氏，女子称姓。作器的这位“王妊”，“妊”是其姓，而“王”则标示其身份，为周王之妃。

上面说到，文王之母、季历之妻，出自挚国，号曰“大妊”。北窑出土的这件“王妊作簋”，证明在西周开国以后，姬、妊仍然是世婚之族。

根据铭文字体与纹饰风格判断，这件铜簋应当属于西周早期晚段的昭王时器，那么器主人“王妊”，最有可能是昭王之妃（也有人认为是康王妃，于昭王时作器）。

周昭王时代，是西周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节点。

昭王之前，文王、武王开创基业，成王、康王能承其志，史书言“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号称盛世。

到了昭王之时，“王道微缺”，很委婉地批评了周昭王的治国能力。

尤其昭王还是一位锐意开拓的君主，在位期间东征淮夷，又两次南伐荆蛮。可惜，最后一次南征大败亏输，不仅昭王自己淹死在汉水里，还把拱卫王畿的精锐部队“西六师”全部葬送在了南方。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位作器者“王妊”，不管是昭王的配偶还是母亲，都是一位不幸的王妃了。

三、

王妃所作的铜簋，为何会出现在洛阳北窑墓地呢？

出土这件铜簋的北窑M37，规模并不大，由于保存不佳，棺椁状况不明。墓中所出之器，有铜簋两个、铜罍一个，以及一些原始瓷器。

除了上文介绍的“王妊作簋”以外，M37出土的另一件铜簋也极有特色，是一尊罕见的墨书铭文铜簋。

资料来源：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83-85页。

此簋是典型的西周早期样式，原本是一件无铭器。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其腹部的泥土时，意外发现器壁上用毛笔书写的三字铭文：

伯懋父。

伯懋父之名，常见于西周康王、昭王时期的铜器铭文。据学者考证，伯懋父即卫康叔之子卫康伯，是卫国的第二代国君，也是康、昭之际统帅成周八师的主将。

前文说到，洛阳北窑墓地，学者多以为是成周八师将士战死后的公墓所在。那么M37随葬这样一件墨书“伯懋父”铭文的铜簋，很可能是伯懋父送给阵亡部下的助葬之物；因来不及重新铸造铜器，就在一件现成的无铭铜簋上以墨书题字，以示为康伯所赠。

王妊簋出现在M37，大概与伯懋父簋同为赙物。很有可能，M37的墓主人，是王妊娘家比较亲近的子侄辈，在昭王时期对东夷的战争中阵亡；王妊亲赠铜簋助葬，以昭其殊荣。

不意三千年后，这尊铜簋通过考古发掘再现于世，让现代的研究者了解到康昭时代的王妃族姓，也算是发挥特殊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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