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刻本书籍版式设计
来源：未知 编辑：网络 时间：2024-12-07
导读：
宋代刻本书籍曾以鲜明独特的风格给后代留下深刻印象，开卷扑面书香气不仅体现在其纸坚刻软，字画如写上，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版式设计理念同样得到后人的文化认同。从版本学角度来看，不同时期刻印行款字数、版式规格的差异，常常可以当作版本学家区别版本
宋代刻本书籍曾以鲜明独特的风格给后代留下深刻印象，开卷扑面书香气不仅体现在其“纸坚刻软，字画如写”上，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版式设计理念同样得到后人的文化认同。从版本学角度来看，不同时期刻印行款字数、版式规格的差异，常常可以当作版本学家区别版本的依据。但版式设计的独特性及其前瞻性，对于后代出版业的发展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甚至对我们今天的版式设计工作也有一定借鉴意义。然而，有关宋代刻本书籍版式风格介绍的著述不少，却很少有学者对此进行系统全面的探讨。本文即期通过版式数据统计、文献分析，对宋代刻本书籍版式的多元化、实用美观的设计理念及其对后代的影响进行深入浅出的探讨，从而使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宋代刻本书籍的版式设计。
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云：“宋板书，行少者每半叶四行，行八字；行多者每半叶二十行，行二十七八字至三十字不等。”[1]按古人所谓板书半叶（页）即为今人一页来看，宋刻本书籍版式设计中行格并无统一的标准，每页行数介乎四行到二十行不等，每行的字数也根据行数的不同而多有差异。不过，粗读这句话我们可能会被误导，我们可能会认为每行字数随每页行数的增加而增加。事实上，叶德辉的这句话主要得益于好友江标的《宋元本行格表》。有学者论及其中宋本的行款特征时说：“以每页十行、十一行、十二行最多(每半页十行者占四分之一以上)，但十行本中以每行二十字为最多，三十字者为巾箱本。经统计，似可说，宋刻本以半页十行行二十字为最多。”[2]这个结论曾经颠覆了宋版往往每页20行行20字的说法，也大致指出了宋本行格的特征。不过，这个结论所述并不准确，江标《宋元本行格表》所收每页10行的宋本书籍确实占了宋本总量的1/4以上，但10行本中并非以每行20字为最多。据笔者统计，忽略个别每行字数不统一的书籍，《宋元本行格表》中10行宋本共计263种，而每行20字的宋本只有59种，每行18字的10行宋本却有71种。此外，每页9行的宋本10种、11行104种、12行88种，宋本诸行格书籍中当以9行、10行、11行、12行为最多。与行数既多元又具有突出特征一样，宋代刻本字数不一。反映到每行来看，字数少则11字，多则32字。开本尺寸大小权且不论，《宋元本行格表》记载宋本书籍每行字数并不一致，但却以每行18字、19字、20字、21字为最多。据笔者统计数据来看，《宋元本行格表》中18字至21字的宋本书籍占据宋本总量的一半以上。
除去行格与字数既有集中特征又具多元化风格之外，宋代刻本边栏、版心、书口也颇具多元化特征。宋本书籍以左右双边及白口居多，南宋时黑口、四周双边的书籍增多。版心部分有鱼尾，鱼尾上方刻有字数，下方刻刻工姓名，中间多刻卷、书名、页码等信息（见图1）。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吕氏家塾记考》：“宋之初，去古未远，其刊四部之书，以其多出于卷子本，界栏尚是则乌丝界栏之旧，大抵用单边画，其非美观也，则有左右双边。宋之南渡，流风既远，古法几乎息矣，于是始有四周双边。其南宋刻本如岳本《五经》、巾箱本《周礼》、景德本《仪礼疏》及巾箱本《周易》、七十卷本《礼记注疏》，则界用四周双边。而秘府《尚书正义》则汴时刻本，则画以左右双边，而修版则多四周双边。是四周双边固非古法，而左右双边，亦未可谓得旧样也。《考槃馀事》云：宋本无四周双边之书。不知宋中叶已有之，故举以正之。”我们从《宋元本行格表》中也看到，四周双边的书籍仅有4种，主要是访古志，并且主要集中在10行、11行书籍中；至于版心信息内容，刻有刻工姓名及字数的书籍最多，但出版地、卷名、刊刻年等内容也偶有出现在版心；边栏外则刻篇数内容者居多，也有少量书籍刻有卷数、字数、页数、出版地等内容。总之，宋本书籍的版式并不统一，呈现多元化版式风格的同时，又有其较为集中的特点。
宋代刻本版式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的设计风格，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则是版式设计中较为集中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行数、行字数及版口、边栏样式几个方面。综合而言，宋本行格特征告诉我们，1页10行行18或20字的书籍最为出版界所青睐。当然，笔者是在抛开官修与私修的成本差异、开本大小的差异基础上得此粗略认识，但这至少说明宋本书籍这样的设计迎合了多数读者。有学者曾指出，宋代刻书出版，无论经、史、子、集，也不论官刻、私雕，并没有一定的款式规格，至于行格疏密则取决于刻书出版单位或个人的财力物力和崇尚信仰。[3]这种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宋本书籍行格疏密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印刷成本并不完全与宋本版面信息量成正比，理学信仰至少在南宋还没有得到士大夫群体乃至平民阶层的普遍认同，宋本行格的疏密应该与书籍的实用性及宋人的审美趋向相关。
谈及宋本书籍的审美，开卷书香气就是后代人对宋本书籍由衷的审美感受。有学者认为，宋刻每行字数往往多寡不一，是仿古卷子本体式。[4]也或许是这种体式上的原因，使得后代人感受到宋本的书香气，版口及版心的美学设计理念，也给后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初叶盛《水东日记》云：“宋时所刻书，其匡廓中折行上下不留墨牌。首则刻工私记本版字数，次书名，次卷第数目，其末则刻工姓名以及字总数，余所见当时印本如此。”叶盛见到的宋本版心特征也许并不能涵盖所有宋本书籍，但却点名宋本书籍重视版心美感及方便折叠的实用理念。至于宋本书籍的边栏设计，主要包括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及少量四周双边。之所以设计边栏，可能同汉字的书写习惯、抄本形制乃至农业民族田亩耕作及其计量思维有关。[5]笔者认为，边栏的设计一如行格的设计一样，并非单纯地为了仿古体式，更多也具有审美与实用双向诉求。
在页面的开本尺寸之内，书籍版面信息多寡关系到“版面率”。宋人在刻本书籍中初定了天头、地脚、版心等版式规则，既使得边栏以内的版面信息占据开本的70%，又实现了版面布局的中和之美。另外，就版面信息传达效果来看，宋本行格的突出特征也符合宋人的阅读习惯。除巾箱本之外，宋本书籍大多版框尺寸也不统一，在既定的行格之中字号亦没有统一的标准，而是随着开本大小变化而变化。并不整齐统一的文字尺寸可能与现代书籍标准化排版迥异，但却符合边栏限制内文字呈现出的视觉效果，也对宋代文人明视距离内有效获取版面内容有所帮助。至此可见，宋代刻本整个版式的设计特征虽然并不明显，但却集中体现了宋人从实用角度推衍出的审美趋向。当然，竖排版式及蝴蝶装装帧风格与汉魏简牍书型有着不可回避的关系，但宋本书籍版心的设计无疑整合了实用与审美的出版理念。笔者据《宋元本行格表》统计发现，江标记载版心内容的宋本书籍共计130种，版心刻有刻工姓名的72种，版心刻有字数信息的有61种，同时刻有刻工姓名及字数的有48种。显而易见，宋本版心的这些信息兼有刻工工资核算及读者了解刊刻情况双重功用，少量刻有出版年、卷名信息的版心更是承担了方便读者阅读的功能。版心上下鱼尾型的设计及白口、黑口的设计，既是为了左右页面折叠方便，也增加了整个版面布局的美感。这些版式设计取向及内容都着眼于宋人的阅读诉求及审美趋向，对后世书籍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值得我们今天版面设计者借鉴和学习。
宋代刻本对元明清书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宋本版式设计中常用的版心鱼尾、象鼻及天头、地脚等内容都被后代出版界所继承，版面行格除少有界行之外，半页行数及行字数特征也都被后代沿用。更重要的是宋本书籍开卷书香气的整体风格大为后代学者推崇，明清士大夫更是刻意追怀宋本书籍仿古风尚。
日本松崎鹤雄曾指出：“大抵双线白口多宋版。单线黑口，南宋末麻沙本多有之，至元相沿成例。明初承元之旧，故成、弘间刻书尚黑口，嘉靖间多从宋本翻雕，故尚白口。今日嘉靖本珍重不亚宋、元，盖以此也。”[6]宋本白口指除版心相关信息内容之外，多余板木都要铲去，印刷出来呈空白；黑口指版心上下鱼尾至上下边栏中心刻有细线或不用剜刻，印刷出来的版心上下部分呈黑线或粗黑条块。宋人多喜欢白口赏心悦目，黑口刻本较少有出版，很显然是因为宋人镶刻版心的前提是追求清雅美观。黑口刻本较为简单，故元明多有继承，嘉靖年间刻本再以白口为珍重，则说明明代出版业对宋本审美趋向的认同。
当然，明清出版业摹拟宋本书卷气风格并不仅仅局限于宋本的版心设计，宋本行格及天头、地脚版式都被明清出版业所继承。宋本书籍以每页10行者居多，明清刻本书籍也多是以此为摹仿对象。尽管明清商业刻本书籍为了实际最大利润增大版面率，并没有达到每页10行的标准，但宋代以后士人群体常常以“一目十行”来形容阅读效率之高，则又说明士人群体中对宋本每页10行的行格特征普遍认同。此外，每页10行行18字至20字的宋本书籍，在明清官刻本中也很少见，这主要是因为明清书业商品化利润驱使书商增加版面字数减小成本的结果，并不能遮蔽明清出版业对宋本版式设计诸多方面的继承和摹仿。比如，明清刻本中天头、地脚的比例虽然没有严格遵循宋本的三比一，但这样天人合一的版式设计内容则对明清出版业影响深远；明清刻本各行文字都十分整齐似非宋本各行文字参差不齐，但明清刻本文字整齐美观，是建立在承袭宋本界行及边栏设计基础上追求更为高雅的书卷气。
宋本书籍成为明清士人藏书偏好，也可透视宋本书籍的历史影响。清人吴翌凤编著《逊志堂杂钞》云：“(明世宗)嘉靖中，朱吉士大韶性好藏书，尤爱宋时镂版，访得吴门故家有宋椠袁宏《后汉纪》，系陆放翁、刘须溪、谢叠山三先生手评，饰以古锦玉签，遂以一美婢易之，盖非此不能得也。婢临行，题诗于壁曰：‘无端刘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它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吉士见诗惋惜，未几捐馆。”这里记载朱大韶以婢换书的佳话是否属实尚在其次，明代士人喜好宋本书籍之心态可见一斑，清代士人传播此佳话更可见其对宋本书籍的热衷。(董春林)
[1][6]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2, 240
[2]上海大学书籍馆学系编.古籍整理与版本[M].上海大学书籍馆学系（铅印本）,1983:69
[3]李致忠.中国出版通史·宋辽西夏金元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147
[4]程千帆著.校仇广义·版本编[A].程千帆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49
[5]田建平.宋代书籍设计、插图及美学特征[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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