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画上常见的清朝官私鉴藏印
印章，是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书画中，诗、书、画、印这四种元素既可各自独立，又能互补共存，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传统书画的核心内容。
中国古代书画上的印章，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在书画创作时，所加盖的个人印鉴，它是艺术创作的组成部份，构成传统书画的精彩亮点；二是后人观赏古代书画作品时，陆续加盖的鉴定、收藏印章。在历代传世书画作品上，作者个人的印鉴往往较少，通常只加盖有一两枚，而后世所加鉴藏印，一般都要多于作者印，特别是在那些传世佳作、名人名迹作品上，后人累加的鉴藏印往往更多，作品流传越久，其上的鉴藏印也就会越多。
图1、宋米芾《苕溪帖》上钤盖多方清宫鉴藏印
古代书画作品上的鉴藏印多种多样，它们不仅钤盖于书画的空白处、画心与裱工的骑缝处，甚至在作品裱工部份，也会覆盖有众多官私印章，形成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品上的独特风景。
古书画上觉的官私鉴藏印，即有历朝宫廷、内府的收藏著录印，又有各个时期私人藏家的秘藏章。这些官私鉴藏印因欣赏者的仰慕，而被加盖于书画作品之上，它们伴随这些佳作流传于世，闻名于世。古书画上的官私鉴藏印，容纳了大量文物信息，包含着众多人文内涵，它们与古代书画作品合二为一，相映生辉，成为我们今天鉴定古书画真伪的重要参考对象。
本文依据北京在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等单位的收藏品，对古代书画上常见的清朝宫廷、几大私家鉴藏印予以介绍，望学者同仁共识共赏。
图2、清朝皇帝部分鉴藏印及闲章
一、清宫内府鉴藏印
清朝，是以北方少数民族——满族为核心建立的封建政权。满族最初崛起于山海关外，其进入中原地区以后，对汉民族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充满倾慕，对凝聚着古人思想精华的书画艺术品、各类古董器物充满渴望。从顺治、康熙朝开始，清宫中即开始大量收藏各类古代艺术品。
清宫内廷收藏的书画艺术品极为丰富，这其中既有历朝传世的书画作品，也有本朝艺术家创作的书画精品。其数量可谓浩如烟海，不胜枚举。
清宫收藏的书画作品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来源：一是皇家内府从社会上直接收购，二是当朝官员及各地官吏、士坤等进贡奉献，三是从一些私人藏家府中转收而得。由于清朝宫廷在财力、声势上占有绝对优势，在社会上征得大量传世作品，还逐渐蚕食鲸吞了不少私人藏品，如清朝著名私人鉴藏家梁清标、高士奇、安岐等人的书画收藏，即大多数流入清宫。至清宫中期以后，社会上所存晋、唐、宋、元、明诸家作品，大多数纳入清宫内府之中，清宫所藏便成为继北宋“宣和内府”后，最具规模的古代书画艺术品大集合。
清宫大量庋藏古代书画艺术品，最初是出于皇帝本人的兴趣与爱好，在收藏形成一定规模后，便遵循历朝宫廷的鉴藏形式，对这些书画藏品进行细致的鉴定和著录工作。因此，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宣统等几位皇帝不仅在从政之余欣赏书画，还会在藏品上加盖自己的鉴藏印章。至清代中期，宫廷中开始正式进行书画藏品的鉴定、著录活动。
乾隆朝，高宗黄帝弘历醉心于古代艺术品收贮，特别对古代书画作品，更为着力，如痴如醉。他除了在珍爱的书画作品上题诗题词，还要不断加盖自己的收藏印章甚至个人闲章。据统计，乾隆皇帝一人所用的各类鉴藏章、闲章就多达数千枚，这也使他成为在古代书画上钤盖鉴藏印章最多的人。
图3、清乾隆朝编撰的《石渠宝笈》书影
乾隆皇帝在书画作品上加盖各类印章的同时，为了更好收藏和著录这些书画藏品，他传旨按照自己的鉴藏印，对宫内书画进行著录和造册，并按照藏品的收贮地点，加盖宫殿特定藏印，从而形成清宫书画收藏和著录的清册，即所谓《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初编、续编等重要典籍。
嘉庆朝，仁宗皇帝颙琰参按高宗皇帝的做法，继续编撰了《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收入一些新的书画藏品，从而进一步充实了宫廷书画的著录内容。
时至今天，《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等清宫书画著录清册，已成为人们研究古代书画的重要资料。由清朝皇帝御用钤盖的“乾隆五玺”、“乾隆七玺”、“嘉庆五玺”、“嘉庆七玺”、“宣统藏印”等，甚至成为书画拍卖市场追逐的热点。
图4、清嘉庆朝编撰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书影
1、《秘殿珠林》及“秘殿珠林”印章
《秘殿珠林》，主要著录清宫书画中与宗教有关的各类书画作品。
乾隆八年（1743年），由清宫词臣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奉敕编撰，乾隆九年（1744年）成书。共二十四卷，专门刊载清内府所藏属于释典道经的各类书画和石刻、木刻、织绣等艺术品。
对于编入《秘殿珠林》的清宫书画，其上必定会钤盖“秘殿珠林”朱文长文印。
2、《石渠宝笈》及“石渠宝笈》印章
《石渠宝笈》，主要著录清宫书画中除宗教题材以外的各类书画作品。
乾隆九年（1744年），由清宫词臣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庄有恭、裘曰修、陈邦彦、观保、董邦达等奉敕编撰，乾隆十年（1745年）成书。共四十四卷，著录清宫内府所藏除释道题材之外的历朝书画。作品按宫内收藏地点排序，以“千字文”字头编撰，详细记载作品的名称、质地、尺寸、款识、前代鉴藏印、题跋以及清内府印记、乾隆皇帝过目的题跋、诗文等等。
对于编入《石渠宝笈》的清宫书画，其上必定钤盖“石渠宝笈”朱文长文印。
图5、清“乾隆御览之宝”椭圆（腰圆）印
图6、清“乾隆御览之宝”方玺
3、《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及“续编”四印
《秘殿珠林续编》和《石渠宝笈续编》，是在初编基础上编撰而成，仍按宗教题材和非宗教题材进行分类。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由清宫词臣王杰、董诰、彭元瑞、金士松、沈初、王保、瑚图礼、吴省兰、阮元、那彦成等奉敕编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成书。共四十册，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编未录的历朝书画及臣工新献的作品。部首列有总目，每件详加记载，但作品不分等次。
对于编入《秘殿珠林续编》和《石渠宝笈续编》两书的清宫书画，其作品上要分别钤盖“秘殿新编”（朱文圆印）、“珠林重定（白文方印）”或“石渠定鉴”（朱文圆印）、“宝笈重编（白文方印）”，而且两组印章要分别组合使用，不可仅用一印或错乱用印。
4、《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及“三编”四印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是在初编、续编基础上编撰而成，所有内容均参照旧有程式编写。
嘉庆二十年（1815年），由清宫词臣英和、黄钺、姚文田、吴其彦、张鳞、顾皋、朱方增、吴信中、龙汝言、沈维钅乔、胡敬等奉敕编纂，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成书。共二十八函、一百十二册，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编、续编未录的书画作品。书前有总目，每卷前又列分目。
对于编入《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清宫书画，其上要分别钤盖“珠林三编”或“宝笈三编”印。
图7、清“乾隆鉴赏”圆印
图8、清“秘殿珠林”长方印
5、清代宫廷几套鉴印的组合使用
清宫书画鉴藏印种类繁多，既有独立使用的，也有几枚印章组合套用的，而且用印位置十分讲究，形成清宫用印的特殊方式。
清宫鉴藏印的大量组合使用，主要在乾隆、嘉庆和宣统朝，其最常见的形式有：“乾隆五玺”、“乾隆七玺”、“乾隆八玺”、“嘉庆五玺”、“嘉庆七玺”以及“宣统印统”等等。
此外，乾隆皇帝书画鉴藏印还有另外一些小型组合，如“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等，也是较为固定的套印组合。这些别具一格的钤印方式，为我们欣赏鉴定古代传世书画，提供了最理想的参照物。
图9、清“石渠宝笈”长方印
图10、清乾隆朝“三希堂精鉴玺”长方印、“宜子孙”方印，两印为连用
（1）“乾隆五玺”及其钤印位置
“乾隆五玺”，是乾隆朝在宫廷书画藏品上最常用的组合鉴藏印。这五枚玺印不仅印文不同，造型知异，在书画作品上的钤盖位置也各不相同。
所谓“乾隆五玺”分别是：
“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另有“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玺、“乾隆御览之宝”白文方印，这两方玺印一般不做配套使用，只在少数作品上钤盖）、“乾隆鉴赏”白文圆印（作品鉴定为上等的，则加盖些印）、“秘殿珠林”或“石渠宝笈”朱文长方印（这两方印在书画上必须分别钤盖，不能出现在同一作品上）、“三希堂精鉴玺”朱文长方印才“宜子孙”白文方印（此二方印要组合使用，而且用印形式必须是上下连钤）。
图11、清“乾隆五玺”钤印位置（宗教题材书画）
“乾隆五玺”在书画作品上钤盖使用时，通常要按固定的位置依次加盖。其“五玺”位置分别为：
“乾隆御览之宝”，钤于书画作品上部中间（有的钤于作品上部右铡）；“乾隆鉴赏”，钤于作品上部左侧（个别的钤于上部右侧），其印水平位置往往要略低于“乾隆御览之宝”；“秘殿珠林”（或“石渠宝笈”），钤于作品中部左侧（极个别的钤于作品中部右侧），其印水平位置要低于“乾隆鉴赏”印。
“乾隆五玺”的组合使用，有着极为标准的形式，这与清朝宫廷严格的内廷制度有直接关系。“五玺”的印文及标准的用印位置，成为我们今天鉴定古代书画真伪的一个工具，许多粗劣造假者不懂清宫用印规矩，以假“五玺”在仿品上胡乱加盖，仅仅从其钤印位置即可看出破绽。但是，“乾隆五玺”用印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它也会按皇帝的个人喜好或作品构图的需要，在用印时略有变化，甚至将“五玺”减少使用，减至“三玺”、“二玺”甚至“一玺”。因此，我们今天利用“乾隆五玺”进行书画鉴定时，也应从综合方面予以考量。
图12、清“乾隆五玺”钤印位置（非宗教题材书画）
（2）“乾隆七玺”以及钤印位置
“乾隆七玺”，即是在“乾隆五玺”之上，另加两枚新制印章，这标志着被钤盖印章的书画作品十分重要，也意味着宫中收藏与鉴定工作的延续及深入。
从清宫传世藏品来看，其上加盖“乾隆五玺”的书画非常之多，但这些藏品并非都被纳入《秘殿珠林》或《石渠宝笈》清册内，有相当多的作品虽然钤有“乾隆五玺”，实际上却并未被宫廷典籍所著录。
而宫廷藏品上加盖“乾隆七玺”的情况却略有不同，宫中书画上一旦被加盖“乾隆七玺”，就证明该件藏品属于上佳作品，或是已被《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收入，或是被《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所著录，其重要性已不复待言。
“乾隆七玺”另外增加的两枚印章，或者是“秘殿新编”朱文圆印和“珠林重定”白文方印，或者是“石渠定鉴”朱文圆印和“宝笈重编”白文方印。两组套用印在使用过程中，因清宫宗教题材书画和其他类书画不同而截然分开，两套印章绝对不可交叉用错，“秘殿新编”印下，一定套用“珠林重定”印；“石渠定鉴”印下，则一定是“宝笈重编”印。
“乾隆七玺”通常的使用位置，除以上所述“乾隆五玺”较为固定外，“秘殿新编”和“珠林重定”两印或者是“石渠宝鉴”和“宝笈重编”两印，一般要钤于书画作品的右侧中部（极个别的钤于左侧中部），两印可在“初编”印的下部，亦可在其上部。
图13、清“秘殿新编”圆印、“珠林重定”方印，两印为连用
（3）“乾隆八玺”以及钤印位置
“乾隆八玺”，即于“乾隆七玺”之外，另加一枚“殿座印”（亦称殿座宝，殿座章）。
所谓“殿座印”，即为宫殿名称印，是以该印标明些件书画当时收贮的地点。“殿座印”一但钤盖，也会在《秘殿珠林》或《石渠宝笈》著录中有明确登记。
清宫“殿座印”并非一枚，而是刻有多方，主要是指几处大量存放清宫书画的固定宫殿，如有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宁寿宫等处。这样，收藏清宫书画的“殿座印”即有“乾清宫鉴藏宝”、“养心殿鉴藏宝”、“重华宫鉴藏宝”、“御书房鉴藏宝”、“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静寄山庄”、“学诗堂”、“避暑山庄”等等。它们多数为朱文长方印，也有少数为白文印或椭圆形印、正方形印的。
图14、清“石渠定鉴”圆印、“宝笈重编”方印，两印为连用
“乾隆八印”通常使用位置，除以上所述“乾隆七玺”外，“殿座印”用印也十分讲究。在手卷式书画藏品上，它一般要钤盖于作品的中上部；在立轴式书画藏品上，它一般钤盖在作品左右两侧中部；在册页式书画藏品上，它钤盖在作品中上部或左右两侧中部。
另据清人徐珂《清稗类钞》记载：仅有“乾隆五玺”而未钤盖宫中“殿座印”者，应为原藏圆明园，后被移入宫内。这些书画往往未被《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所著录。
图15-1、清宫殿座印“乾清宫鉴藏宝”
图15-2、清宫殿座印“重华宫鉴藏宝”
图15-3、清宫殿座印“御书房鉴藏宝”
图15-4、清宫殿座印“乐寿堂鉴藏宝”
（4）乾隆帝其他鉴藏玺印
乾隆皇帝御用鉴藏印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归纳起来，他常用的书画鉴定印主要集中于几类，如有“古希天子”、“古稀天子之宝”，“乾”，“隆”连珠龙纹印、“三希堂”，“淳化阁图书珍秘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赏之宝”，“寿”字印、“避暑山庄”，“圆明园”等玺印。
乾隆皇帝的其它鉴藏印，或是独立钤盖，或是按套组合，有的甚至与其它少见印章构成新式组合。乾隆御用鉴藏玺印，另有一些较为固定的组合形式，如“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等三印，“乾隆田黄三连章”，“乾”，“隆”联珠印等等，它们均是组合在一起使用。
图16-1、清“乾、隆”联珠印
图16-2、清“乾、隆”联珠印
（5）“嘉庆五玺”以及钤印位置
“嘉庆五玺”，是清仁宗颙琰按照“乾隆五玺”样式，而重新制作的宫廷鉴藏印，它的款式及印文均与乾隆朝相似，只是将“乾隆”改镌为“嘉庆”而已。
“嘉庆五玺”分别为：“嘉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另有“嘉庆御览之宝”朱文大方玺、“嘉庆御览之宝”白文正方印，这两方玺印一般也不配套使用，只在少数作品上钤盖）；“喜庆鉴赏”白文圆印、“秘殿珠林”（或“石渠宝笈”）朱文长方印、“三希堂精鉴玺”朱文长方印、“宜子孙”白文方印。其中，“秘殿珠林”及“石渠宝笈”两印为乾隆朝旧制，其余印章均为新制。
图17、清“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为连用印
“嘉庆五玺”的使用位置与“乾隆五玺”用印基本相同。但“嘉庆五玺”在钤盖时，往往要参照“乾隆五玺”钤盖的具体情况，采用组合或者分散形式使用：若书画作品上原来已钤有“乾隆五玺”，则只要加钤“嘉庆御览之宝”、“嘉庆鉴赏”两印即可；若书画作品上原来并无“乾隆五玺”，或者仅有“乾隆御览之宝”一印，则要同时加钤“嘉庆五玺”。
值得注意的是，嘉庆朝所使用的“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两枚方印圴为新制，它们虽与乾隆朝“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两印形制相同，但仔细对比，字体之间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如“三希堂精鉴玺”印，乾隆朝和嘉庆朝在“三”、“堂”、“精”、“鉴”等字结构上，皆存在一定不同：“宜子孙”印，乾隆朝印转笔处多圆弧，而嘉庆朝转笔处多直角，字体差异十分明显。
图18、清“嘉庆御览之宝”椭圆（腰圆）印
（6）“嘉庆六玺”、“嘉庆七玺”以及钤印位置
“嘉庆六玺”，即在“嘉庆五玺”之上，另外加钤“珠林三编”朱文方印或“宝笈三编”朱文方印。
“嘉庆七玺”，即在“嘉庆六玺”之上，再加钤“秘殿珠林所藏”朱文方印或“石渠宝笈所藏”朱文方印。“嘉庆七玺”在书画作品上，不一定要同时钤盖。对于这两方印章的使用，清宫中有明确规定，即“恭遇列圣宸翰、皇上御书”，具体为宗教题材的，则钤盖“秘殿珠林所藏”；其它非宗教题材的，则钤盖“石渠宝笈所藏”。
至于“嘉庆六玺”和“嘉庆七玺”的用印位置，两印与“续编”用印位置大体相同，基本要处于“初编”用印之下。
图19、清“嘉庆鉴赏”圆印
（7）宣统朝印玺以及钤印位置
宣统朝是清朝最末一代，清朝由此覆亡，但小朝廷却于书画鉴藏用印方面，着力较多，许多清宫旧藏书画上皆有加盖。
宣统朝鉴藏印玺主要有：“宣统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另有“宣统御览之宝”朱文大方玺，不常用）、“宣统鉴赏”朱文方印、“无逸斋精鉴玺”朱文长方印。此外，清末光绪和宣统朝，另有“慈祥皇太后御览之宝”、“隆裕皇太后御览之宝”等太后玺印，说明直到晚清时期，清宫鉴藏书画活动仍然按宫廷旧制，一直持续进行，只是规模远非从前。
“宣统御览之宝”主要钤盖于书画的中上部，但一般要避开乾隆、嘉庆等朝的玺印。“宣统鉴赏”方印和“无逸斋精鉴玺”长方印，两印通常要以套印形式，上下钤盖，其用印位置往往要在乾隆、嘉庆朝诸印之下。
图20-1、清乾隆朝“三希堂精鉴玺”与“宜子孙”印
图20-2、清嘉庆朝“三希堂精鉴玺”与“宜子孙”印
图21、清“宝笈三编”、“石渠宝笈所藏”印
图22、清“宣统御览之宝”椭圆（腰圆）印
图23、清“宣统鉴赏”方印、“无逸斋精鉴玺”长方印，两印为连用
二、清朝主要私人鉴藏印
清代，承继前代文物收藏余韵，私家收藏十分流行，对历朝古董、字画、瓷器、玉器等更是万般推崇。“康乾盛世”时期，社会上受到宫廷收藏风气影响，鉴古藏宝之风愈炽。私人所藏虽不及宫廷实力之大，但也颇具规模，有的因为在宫廷收藏之先，而倍受皇室关注。最终，许多私家珍藏也汇聚到内府宫中。
有清一代，主要私人书画鉴藏家有孙承泽、梁清标、高士奇、荣犖、卞永誉、安岐、毕泷、毕沅、吴荣光等人。清代中期以后，因历代传世名品多被收入清宫，社会上书画珍藏日益稀少，致使民间藏家转向近世藏品和考古、碑刻等收藏。
1、梁清标
梁清标（1620—1691年），字玉立，又字棠村，号蕉林，又号苍岩，直隶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翰林，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擢保和殿大学士，二十七（1688年）任相国。收藏书画有“甲天下”之名。其鉴藏印有“梁清标印”、“棠村”、“河北棠村”、白文“蕉林居士”及“棠村审定”印、“蕉林”、“蕉林书屋”、“苍岩子”、“抬溪渔隐”、“玉立氏印章”、“观其大略”、“家在北潭”、“净心抱冰雪”、“无垢”等。梁氏所用印文，印泥非常精良，不易仿制，后世能仿者较少。
图24、清梁清标部分鉴藏印
2、高士奇
高士奇（1645—1704年），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赐名笔窗，浙江平湖人。官至礼部侍郎，因身居高位，书画收藏益丰。编著《江村消夏录》、《江村书目录》（书中对每件书画有鉴定评语，书写“永存秘玩”都为真品且价值昂贵，写“进”、“送”字样为进呈内府和馈赠亲友，多为赝品且价值低廉）。其鉴藏印有“士奇”、“澹人”、“竹窗”、“江村”、“生香乐意斋”、“萧兀斋”、“简静斋”、“蔬香园”、“红雨轩”、“朗润堂”、“高氏岩耕草堂藏书之印”、“高氏江村草堂珍藏书画之印”等。
图25、清高士奇部分鉴藏印
3、宋犖
宋犖（1634—1713年），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緜津山人，晚号西陂老人、西陂放鹤翁，河南商丘人。官至吏部尚书。博学嗜古，工诗词古文，与王士祯齐名。精鉴赏，富收藏，亦善书画。著有《漫堂书画跋》等籍。其鉴藏印有“牧仲”、“宋犖审定”、“西陂诗老书画府印”、“商丘宋氏收藏图书”、“商丘宋犖审定真迹”等。
图26、清宋犖部分鉴藏印
4、卞永誉
卞永誉（1645—1712年），字令之，号仙客，辽宁盖县人（一说河南人）。隶籍汉军镶黄旗，官至刑部左待郎，政务之余精于收藏。编著《式古堂书画汇考》。其鉴藏印有“仙客”、“卞令之鉴定”、“卞令之氏”、“令之清玩”、“式古堂书画印”、“式古堂雅玩记”等。
图27、清卞永誉部分鉴藏印
5、安岐
安岐（1683—？年），字仪周，号麓村，亦号松泉老人。原为朝鲜人，先世加入旗籍，居天津。本人在扬州从事盐务，并热心于收藏。编著《墨缘汇观》。其鉴藏印有“仪周鉴赏”、“仪周珍藏”、“麓村”、“安氏仪周书之章”、“安岐之印”、“安仪周家珍藏”、“朝鲜安岐珍藏”、“朝鲜人”、“翰墨林”、“无恙”、“心赏”、“古书书屋”、“恩原堂”、“御题图书府”等。
今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腾飞，在民间资本、私人藏家有力推动下，大陆文物收藏热潮也一浪高于一浪。在这种大环境下，传统书画作品的价值也日益飞升。因此，我们今天认真研究古代书画上的各类鉴藏印章，详细掌握清朝官私鉴藏印及其用印规律，就成为我们把握书画真伪脉搏的一种必要手段。
图28、清安歧部分鉴藏印
本文参考书籍及印章图片来源：
《故宫书画馆》第一至第五编，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
《清宫生活图典》万依、王树卿、陆燕贞主编，紫禁城出版社
《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海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
《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冯明珠主编，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清帝后玺印》郭福祥著，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
《中国书画》杨仁恺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