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代瓷器：乾隆的把玩瓷、赏赐瓷和陈设瓷

种类之多，造型之多都到达了一个顶峰。

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记有： 「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

邵蛰民撰《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记： 「清瓷至乾隆而极盛，器式之多亦莫与伦比」。

正如《陶雅》中评价： 「倡条冶叶，不乏奇丽之观」。

总之，整个瓷器生产呈现出“由朴而华，日渐巧妍”的特点。乾隆一朝，瓷艺精进，离不开督陶官唐英的功劳。唐英殚心竭虑，集历代名窯之大成，括中外良器之精萃，铸就千


古不遇之辉煌。

官窑瓷器一般分为： 日常用品瓷、陈设观赏瓷、把玩瓷、赏赐瓷、祭祀瓷等。

把玩瓷是最高档的瓷器，是艺术品，是能工巧匠们的杰作。一般是皇帝亲自下旨烧造或督陶官们为取悦皇上而专门烧制呈供，这类瓷器往往不惜一切工本，只要皇帝满


意即可，有些品种只有皇帝及其后妃们才能享用。

珐琅彩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

而陈设观赏瓷一般是用来装饰、美化宫廷各堂馆，因而对其质量要求也是较高的，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雍和宫、颐和园、北京故宫等皇家办公、居住、避暑等地方都需


要大量的陈设瓷，这些陈设瓷有的摆在博古架上，有的陈设在案头高几上。

而一些重要门厅的两边大都要摆放地瓶，而这些地瓶一般高度都在70厘米以上，体型是相当巨大的。

乾隆皇帝喜欢烧造大型瓷器，烧瓷技术的炉火纯青为乾隆皇帝的这种意愿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最有代表性的陈设瓷当属这件集合了各种工艺的乾隆瓷母大瓶，当然今天更多的仿品出现，对比起来，真赝自明！

一、乾隆 把玩瓷

把玩瓷顾名思义就是小巧可爱的可在手中玩弄欣赏的瓷器艺术品，应该出现于北宋宋徽宗，明以永乐宣德成化为佳，清以康雍乾为佳。

令人把玩忆当时，零落春风几缕丝。

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康、雍两朝，器型更加丰富，此时珐琅作里，群英荟萃，人才济济，有专画花鸟鱼虫的画家余省，画人物楼景的画家张廷彦，画人物


花卉的画家金廷标等达17人之多，是参与画珐琅瓷器制作人员最多的时期。

既能使用，又能把玩的乾隆珐琅彩杏林春燕碗

乾隆时期画珐琅的画匠大多来自广东、江西和宫廷，乾隆皇帝还从江西调会画磁器、会吹釉水兼炼料烧造磁器匠役胡信侯入内廷造办处。

形成乾隆珐琅彩瓷“取材种类多样”、“装饰繁缛华美”的艺术特色。

乾隆时烧珐琅彩瓷的地点除了延续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外，在圆明园造办处亦有烧造。出现了珐琅彩与粉彩合绘的现象，同时多使用轧道工艺表现器物的立体效果。

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一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其工艺特征。

一类是人物纹饰，常通过婴戏等儿童活动，将吉祥之意寓意其中。

在色地上彩绘花卉，明显具有铜胎画珐琅效果，所绘人物饱满、写实，人物神态逼真、生动活泼。线条流畅，珐琅彩颜色秀丽。

乾隆时期的一件珐琅彩黄地花卉开光婴戏瓶，瓶口内施松石绿釉，外壁通体以那不勒斯黄彩为地，上以各色料彩满绘法国的鸢尾花，三面开光内绘婴戏图。

如图

清乾隆黄地珐琅彩开光婴戏纹瓶北京故宫藏品

分别寓意“竹报平安”、“吉庆有余”、“官带流长”。

底足内松石绿地蓝料双方栏书“乾隆年制”4字篆书款。

此瓶在色地上彩绘洋花，凸显铜胎画珐琅效果，开光内所绘婴戏图案，又为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

这种锦地开光风格在乾隆朝施用较为普遍，而中西合璧的装饰图案，是乾隆珐琅彩所独有的特点。

乾隆时期在珐琅彩瓷上，还出现了一类临摹西洋人物和景色的纹饰，其用笔光滑平柔，几乎看不到笔触，色彩绚丽丰富。

并运用焦点透视方式，使画面上的人物及背景上的建筑物，具有光线明暗的立体效果，这些都是制瓷匠师将西洋画法融入珐琅彩瓷绘技艺中的结果。

另一类是延续了雍正时融诗、书、画为一体的装饰风格，题材更为多样化，不仅有山石、花鸟，还有山水人物和仙山楼阁图。

乾隆珐琅彩西洋人物瓶

乾隆珐琅彩西洋人物贯耳瓶

它以多种色调的珐琅彩料与粉彩料合绘纹饰，不仅画面丰富、层次鲜明、画工精致，而且诗与画共同入画，极大丰富了瓷绘的表现力。

它以多种色调的珐琅彩料与粉彩料合绘纹饰，说明珐琅彩这种昂贵的进口材料逐渐被国产的颜料所代替。而且画面丰富、层次鲜明，诗与画共处一个画面，提高了装饰的文


人气息。此外，乾隆时期在装饰工艺上集彩绘、描金、轧道、凸印、开光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充分反映出乾隆时期繁缛、复杂的釉上彩制瓷工艺。

无限妙品-乾隆珐琅彩锦鸡牡丹玉壶春

由于珐琅彩瓷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把玩之瓷，一直秘密收藏于宫中，加之传世品的数量极为稀少，嘉庆以后国力衰落，珐琅彩被粉彩代替，所以后世仿烧珐琅彩


瓷一直不断，在民国时期达到高潮，并具有一定水准。

当然，清三代之盛也就绵延到乾隆末年，画珐琅是盛世辉煌的庞大国力下极尽人力、物力才能实现的顶级宫廷艺术形式，失去了这种无与伦比的国力支撑，画珐琅也就衰退


下来。

画珐琅是专属于清三代宫廷的，尽管在宫廷之外也有画珐琅的存在，但它也是宫廷画珐琅的延伸，从属于宫廷画珐琅的体系，囊括在宫廷画珐琅的制度之中。

二、陈设观赏瓷

作为陈设观赏用瓷，清代历朝均有精美之作，唯乾隆的陈设瓷品种繁多，气势不凡！

从中国瓷器的历史上看，瓷器制作上有几个高峰期。但是瓷器的最高峰却产生在圆明园最鼎盛的时期。他们奉献了一个世界人类的最大、最靓丽的皇家园林，同时也奉献了


最精彩的艺术品，虽然只剩下一个废墟，但是他的灵魂还在，他的艺术品还在，他的艺术品还在展示着他的杰出。


乾隆八年的一天，乾隆皇帝来到已经落成的长春园、绮春园等处巡视。

转来转去，来到刚刚建造好的西洋楼，乾隆总觉得这里还是有些美中不足，如果在洋楼里再摆上几件精美的观赏陈设珍品，那便会锦上添花。

回到宫里的乾隆皇帝想，这圆明园西洋楼是仿照西洋风格建造的，陈设的摆件也要符合西洋建筑的风格。这件事交给谁办呢？这事非唐英莫属！

雍正六年，唐英正式成为宫廷的督陶官，主管皇家瓷器烧造事务。此后在景德镇御窑一呆便是30年，潜心研究瓷器烧造技术，中国陶瓷把这段历史称为“唐窑”时期。

唐英是清朝成就最为显著的陶器工艺大师，这个时期烧制的瓷器都是瓷中珍品。乾隆写了一道圣旨，让唐英尽快设计几种能够在西洋楼陈设和观赏的新式瓷器图样。

远在景德镇御窑的唐英很快接到了这份圣旨，打开一看，唐英大吃一惊，原来圣旨上有醒目的四个字，“登峰造极”。

这是什么意思呢？唐英仔细揣摩“登峰造极”四个字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

几天后，唐英忽然想到乾隆皇帝最近喜欢看一些西洋的玩意儿。他明白了，原来这是要求新式瓷器既要保持中国传统的烧造工艺，又要大胆创新，吸收西洋艺术长处，意味


着这件新式瓷器必须“与众不同”。

督陶官唐英为了达到皇帝“登峰造极”的要求，把自己闷在屋子里苦心研究，不久，设计出了几款中西合璧的新式瓷器图样。

经过不知多少次的尝试。唐英终于创烧成功了几款工艺精致的新式瓷器。

其中就有后来我们知道的【乾隆粉彩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

由于这款套瓶在烧制工艺极其复杂，施釉上粉青、酱釉、描金、描银、粉彩、青花等无所不用。一般六件才可能烧制成功一件，就连唐英自己也认为过于费工、费料，这就


更显得【粉彩六方套瓶】的弥足珍贵。

【乾隆粉彩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烧制成功后很快运到北京。乾隆皇帝十分喜欢，尽情把玩，爱不释手。立即传旨把这一对“粉彩六方套瓶”放在圆明园中的西洋楼，供观赏陈


列。

这件瓷器珍品，高40.6厘米，底部镌刻“大青乾隆年制”的落款。

主体为酱褐色釉彩，用金银双色勾绘缠枝花卉等纹饰，六面镂空开窗，外瓶画着西番莲、佛手、寿桃纹等立体粉彩图案。内瓶画着青花。

这件珍品集粉彩、珐琅彩、镂空等多种烧造技法于一体，代表了中国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这件在法国

同样精美的艺术品，一件在法兰西，从圆明园抢走的艺术品献给了法兰西的皇帝，中国的财富变成了外国的财富，我们不心痛？一件在济南艺库，来自民间收


藏，价值亿元的财富留给了我们，我们不自豪？

圆明园是一座珍宝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博物馆、艺术馆。如今圆明园用瓷是陈设瓷最有魅力的一部分，寻找圆明园用瓷也是我们这一辈的责任。

据专家推断，圆明园当年的文物数量不会少于150万件，上自先秦时代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名人书画等各种珍异宝。

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前后150年精心的建设和陈设瓷器的补充，都出现了大批的精品瓷器。

雍正登基后开始大规模扩建圆明园，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150多年的经营，融合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以园中之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


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成就了一座旷世园林。

圆明园自1860年被劫掠、焚烧后，圆明园旧有的陈设、收藏和稀世珍宝现存国内馆藏的很少，大量旷世瑰宝流落在外，最集中的流散地就是大英博物馆和法国枫丹白露宫，


美国、日本、西欧各国博物馆和个人。其实还有更多的珍宝在这个混乱的时期，被中国民间一扫囊中。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必然。

清乾隆松石绿地粉彩折枝花卉「福寿延绵」双龙耳瓶

雍正在位年间，景泰蓝并不甚受重视，但至乾隆之时，弘历对铜胎掐丝珐琅器尤为钟爱，除大规模制作外，尝下命以瓷仿效。

瓷胎上做出掐丝珐琅的气质，乾隆做到了最佳！

此瓶两面皆以矾红彩绘五蝠，寓意吉祥，连同瓶颈双蝠，两侧龙耳下瑞蝠各三，共数十八，更添富贵之意。瑞蝠拱团寿，加上祥云卷延不绝，寄托福寿连绵之愿。

画师在此瓶上以描金勾勒，妙仿景泰蓝上之鎏金铜丝，其流丽线条，与镂雕双龙耳对比鲜明，却又不失雅致大方，赏心悦目。

本品色彩搭配虽依铜胎珐琅器之调，但其色地上缀纹饰繁密，风格上更接近于传统洋彩瓷作。瓶近足处绘饰汹涌波涛，有别于一般习见之仰莲瓣纹，尤为特殊。

瓶上既有摹古变形夔龙，两两双对，也有清代习见纹饰，如祥瑞飞蝠和如意云头，古今俱备，新而有根。

乾隆年间，工艺精湛，仿学艺作近乎完美，时出几可乱真之品。仿古青铜瓷器多施紫金或茶叶抹釉，饰以描金，或加绿彩摹铜锈，但以炉钧釉地仿古青铜则甚罕见。

【仿青铜瓷瓶】

青铜瓷瓶，厚重硕大，纹样怀古，追殷摹周，为大雅之器。

乾隆仿古御作，以摹高古青铜器为大宗。清高宗搜集商周青铜礼器，据古物御制仿器，以瓷代铜，模拟青铜器形及复层纹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藉以思祖追远。

瓶短颈，扁圆腹，形仿先秦青铜壶。有别于一 般扁腹壶，颈饰夔龙双耳。通体施浑炉钧釉，贴饰金蝠夔龙，间以带状纹饰，器形设计搭配独特，疑为孤品，暂无他例。

当时也有以铜胎画珐琅仿掐丝珐琅之品，以描金细线代替曲卷铜丝。

乾隆陈设器鉴赏：

1、粉彩百鹿尊

此尊富丽宏伟，气势浩然，属清代景德镇御窑厂所造最精采之作，仔细观察可见乾隆帝其人与治国之道。

如此华美大器甚为珍罕，仅制于雍正至乾隆初年督陶官唐英领导下之御窑，其后各代皇帝也在复制，但是精彩程度犹如失去魂魄！

器身环绘山林通景，宛若一幅设色画卷，百鹿穿梭其间，寓意吉祥。鹿音同「禄」，松树桃枝象征长寿，意即百禄高寿，祥瑞满溢。

行猎之事，始于康熙，乾隆三年恢复祖父所立惯例，定期于京城东北，近承德热河处设御用木兰围场。该处山林葱郁，野鹿成群，乾隆喜于木兰围场避暑，视之如夏宫，常


于皇帐中接见外使。

据历史档案记载，此类瓷尊于乾隆即位初年已有烧制，或为恢复宫廷狩猎习俗而特制。

2、清乾隆粉彩山水人物图双螭耳尊

清乾隆 粉彩山水人物图双螭耳尊

壶饰壮丽山景，亭台屹立，草木缤纷，岩壁高耸，水天一色，应出自景德镇督陶官唐英手笔。凡唐英钤印图款，或由其亲绘器上，或由瓷匠按其画作精工描移，成例见于乾


隆之初。此图上承清初盛行之四王正统画风。唐英早年亦随四家之一王原祁习画。

乾隆年间，高宗不甘因循守旧，好奇嗜新，要求艺匠以能手绝技，制作别开生面之品。如此品的像生彩瓷，虽然从前已有，但乾隆年间所制可谓青出于蓝，雕工立体，灵活


如生，巧夺天工。

三、乾隆赏赐用瓷

官窑瓷器是皇帝常常用来赏赐的物件，赏赐的对象既有王公大臣、封疆大吏，也有皇子公主、贵族命妇和身边的侍卫，此外还有蒙古王公和西藏喇嘛等。

每次赏赐瓷器的数量多寡不一，少则一两件，多达数千件。

清乾隆 御制金胎掐丝琺瑯开光式画「仕女花鸟」图多穆壶

清宫档案反映，皇帝赏赐瓷器的品种有很多，如雍正时期既赏瓶、盘、碗，也赏珐琅彩等瓷器。

乾隆时期赏赐的瓷器，除了瓶、尊、盘、碗外，还有小件的如鼻烟壶、瓷扳指、瓷带钩、瓷翎管等。

晚清时期赏赐的瓶、罐等大件瓷器，也就是通常说的琢器，其品种较为固定，主要有哥釉四方杏元双管瓶、钧釉四方杏元双管瓶、哥釉四方八卦瓶、霁红玉壶春瓶、青花起


线玉堂春瓶、青花芭蕉栏杆玉壶春瓶、花厂官釉太极纸槌瓶、天青釉四方太平有象瓶。

光绪朝还增加了五彩百蝶玉堂春瓶、五彩红百蝠玉堂春瓶、天青釉描金皮球花玉堂春瓶、红云蝠太极纸槌瓶等。清代晚期赏赐用的碗、盘、盅、碟等小件瓷器，也就是通常


说的圆器都有哪些？

举个例子，在光绪八年（1882 年）赏赐用的圆器共有 14 种，分别为白地红云龙尺六大盘、五彩八吉祥串花尺二大盘、青双龙尺四大盘、五彩白地里外红百蝠尺六大盘、里


外霁红七寸盘、里外霁青七寸盘、里外霁红五寸碟、里外霁青五寸碟、里外霁红大碗、里外霁青大碗、五彩八吉祥中碗、青云鹤八卦中碗、里外霁青墩式中碗、红龙酒盅


等。


可见，清朝皇帝赏赐出去的瓷器是花样繁多的。

赏瓶是雍正年间创制了一种翻口、细颈、圆腹的花瓶。据《清档》“雍正记事杂录”记载，“雍正八年十月奉命再将赏用瓷品烧造些来”，“赏瓶”一名即来源于此。

粉彩黄釉描金福凤纹兽衔环辅耳赏瓶

赏瓶, 顾名思义是作为赏赐之用, 是清代皇帝专门用来赏赐王公贵族有功之臣而烧制的。当时的统治者为了鼓励各级官员在吏治中清正廉明, 精心设计、专门创烧了这种瓷瓶,


用以赏赐官吏。其器形来源于玉壶春瓶, 传世品基本形制相同,均为撇口、细长颈、圆腹、圈足。

赏瓶因其外形俊秀、线条柔美、比例协调，深得清朝历代君王的喜爱。其器形为雍正督窑官唐英"参古今之式，动以新意，备储巧妙"而奉旨审定的款式。初名"玉堂春瓶"，因


雍正帝专用于赏赐功臣。赏瓶成了玉堂春瓶的专指代称。乾隆后每朝相袭，名称、器形及用途从未改变。

清乾隆 霁蓝釉描金莲托八宝纹如意双耳赏瓶

赏瓶创烧以后，很快就成为了清代瓷器生产中的一个传统器型。其中，尤以乾隆时期赏瓶的生产与使用最为盛行。

有专家认为，赏瓶是清中期以后，陶瓷造型中最具代表性的器型。赏瓶的器型优美，适合于在器上绘制纹饰，赏瓶赐于功臣之后，此器将被放置于较为明显的地方，便于臣


子观赏，感受皇恩。

赏瓶的釉彩除青花之外、还有粉彩、五彩、单色釉、祭蓝描金等品种，其装饰图案以缠枝莲纹为主， 此外, 还有皮球花、百蝠、百蝶、花卉等装饰纹样。

又如这件 ：清乾隆 粉彩三子献寿宝瓶

清乾隆 粉彩三子献寿宝瓶

塑贴瓷瓶，烧制工艺繁复，不论题材，均极为罕稀。

清宫档案虽指高宗曾下旨烧造相类瓷瓶逾五十，但传世塑贴婴戏彩瓷更是寥寥可数，且多饰童子攀瓶，此器从造型、配色以至局部花纹，均一丝不苟，别出心裁。

此器比例布局，雅致大方，尽显心思。上部松绿地番莲小瓶，双耳摹古，颈肩华饰，精致入微，不亚洋彩巨作。中下部塑贴三子，头束双髻，眉清目秀，脸颊饱满，身穿华


衣，袍服图案各异，粉红的是牡丹、淡绿的是瑞果、浅蓝的是小花，以颜色不同的裤子搭配，醒目鲜明。更加添仿漆木描金莲纹座，底署描金六字篆书款，诚当朝像生瓷器


中之精品。

据清文件记载，乾隆二十年（1755年）四月二十六日曾传旨：「着唐英照从前烧造过三子、五子瓶，并今日所进的瓶等样款，烧造五十件，要赶七月初一日送到，赏人用。


钦此。」

又于七月初七日下旨：「九江关所进的三子、五子瓶等，并磁扳指，俱着本家家人送至热河，交总管富贵、总管太监胡全忠接数查收，俟敬事房人到时交给，钦此。磁器交


坐京家人卢四赴热河交讫」可见这类婴戏题材瓷瓶，当时外送行宫，曾作赐赏之用。

四、乾隆宗教用瓷

清朝皇帝尊崇藏传佛教，优待达赖喇嘛，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清帝不惜巨资在全国修建了众多喇嘛寺庙供大活佛居住，以此表示朝廷对藏传佛教的崇奉，提高清帝在


藏传佛教领袖中的威望。

清宫佛堂内收藏了大量藏传佛教艺术品，都是藏传佛教供奉的圣物。清帝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命宫廷造办处制造佛教物品。不仅如此，清帝还命景德镇御窑厂仿制了大量佛


堂供器。

1、皇家供器

乾隆皇帝热心参与礼佛瓷器制作，多次下旨烧造礼佛用瓷，如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十八日，传旨照铜掐丝珐琅五供、掐丝珐琅八供、银塔、铜贲巴壶、银宝瓶、金镶松石甘


露瓶、铜镀金轮等佛堂供器画样，同时对五供养、七供、七珍、八宝亦画样呈览，准时交舒善做木样带往江西烧造瓷器。

另乾隆二十四年，珐琅作三月十六日，传旨：“着照含经堂西楼中间供的照样做掐丝珐琅果托八件…’奉旨：‘得时送往含经堂供。钦此。”

由此可知，此一时期的礼佛用瓷，其造型及纹样多有借鉴铜掐丝珐琅、金、银等工艺技术，结合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装饰风格，超越前朝，精美之极。

乾隆粉彩加斗彩石榴果高足托盘

清瓷彩色至乾隆而极，其彩釉之仿他物者亦以乾隆为最多最精。整器绘画细致工整，工艺精湛绝伦，松石绿釉匀净厚润，诸彩绚丽浓妍，金彩辉煌夺目，彰显出皇家富丽堂


皇的至尊气势。

乾隆一朝，除皇帝下旨传办之礼佛用瓷，督陶官进贡礼佛瓷器亦颇为丰富。

如本品之果供，《清宫瓷器档案全集》里有，乾隆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九江关监督伊龄阿进贡珐琅果供三份之记载。

此类贡瓷大多为督陶官为博龙颜大悦，耗尽心力精进呈览之烧造品。与传统大运瓷器或传办瓷器需循规蹈矩，恭造内廷样式不得随意改动不同。

其器物造型、装饰釉彩、纹样描绘留给御窑厂工匠的发挥空间更为自由，而且制作工本大多出自督陶官本人或养廉银及平余银，充裕的资金使得唯有贡瓷，真正成为乾隆一


朝不计工本代价，精美绝伦的皇家御瓷。

可以说凡是新、奇、特、难的器物多为贡瓷，其烧造水平代表了乾隆一朝最高的制瓷成就，冠绝一世。

器物装饰繁复，达十层之多，装饰技法以色地粉彩、色地描金工艺为主，集贴塑、仿生瓷等工艺于一体，制作工艺复杂，纹饰繁而有序，色彩对比强烈，体现出乾隆时期御


用瓷器繁复、精细的制作风格。

外底内金彩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周围以朵花型装饰，为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清宫御用瓷器。清代宫廷中常年陈设供盘、供碗等供器用于佛、道供奉，其


内盛放新鲜果品。

此器供果、供盘均为瓷质烧造，供果为仿生瓷果品，一盘内盛放仿生瓷石榴四枚，一盘内盛放仿生瓷寿桃四个。

《清代内务府则例》中称供果为荐鲜，是以新鲜的时令水果作为供品的专用名词，既见于清代祭祖供品中，也见于佛、道供品。

用陶瓷制作的类似于荐鲜的果供形式往往用于常年陈设，替代生鲜供品，免于更换，这是清中期以来出现的新的供奉形式。

此器以瓷器制作的形式，仿造宫廷实际供奉器物，真实生动。器物制作精美，色彩丰富、鲜艳、明亮、装饰繁复，具有强烈的宫廷特色。无论从瓷器的造型、釉彩、装饰


、款识、制作工艺等方面，都说明其为宫廷御用供器，充分体现出宫廷御用瓷器的特色。

2、无量寿佛

《清宫瓷器档案全集》记载，乾隆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九江关监督伊龄阿进贡：大无量寿佛九尊、无量寿佛八十一尊（中略）、洋彩八宝三分（份）、珐琅果供3分（份），


（中略）交胡世杰看地方安供。

【清乾隆 粉彩无量寿佛】

此粉彩无量寿佛面部长圆，法相庄严，跏趺坐式，双手结禅定印捧赭石红色宝瓶。

蓝色发髻高耸，头戴红蓝二色五叶金冠，上身着黄色点花纹天衣帛带，下身着两层裙裳，衣纹起伏流畅，身体裸露处遍施金彩。

胸前佩璎珞，描绘精细。此像双手作禅定印，跏趺而坐，头饰宝冠，胸前饰璎珞，身披袈裟，以描金云纹装饰，下身袍服，绘以团花纹饰，画工严谨细腻，衣纹起伏飘逸，


庄重而又不失秀美。

下承粉彩莲花座，绘仰覆莲纹，勾画细致。

无量寿佛手中宝瓶、莲花座均分段烧造，莲花座以榫卯结构与坐像接合，设计巧妙，工艺精湛绝伦。乾隆时期，清宫内务府定制了大批金、铜、瓷等佛像，供奉于内府寺庙


及佛事场所。

此无量寿佛坐像，做工之精细，足现其器之美，流传至今，保存完好，故极其珍贵

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为五方佛之一，位居西方，又为三长寿佛之一。

无量寿佛，又称无量光佛，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主佛，代表智慧，意思是光明无限，寿命无限，无量光觉，无量寿觉。

3、佛塔

塔常见于佛塔，建塔之原义有三：一是表人胜，二为起信，三为报恩。

后为佛教所沿用之，存放诸佛菩萨、祖师、高僧之遗骨舍利或佛经，以彰表其功德，并作供养、膜拜之用。

久之成为佛教的器物象征，且逐渐演变，呈现各种形式。

藏传佛教对清朝皇室的影响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宫中遍设佛殿，先后修建了中正殿，雨花阁、宝相楼、吉云楼、梵华楼、佛日楼等多处藏传佛堂。

此时期佛教文物制作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宫中大量瓷制藏传佛教珍宝由江西景德镇御窑厂奉旨烧造而成。

其中藏传佛教的佛塔就是为纪念佛祖一生从诞生到涅盘的八个重大事件而设置的，有菩提塔、聚莲塔、尊圣塔、多门吉祥塔、天降塔、和结塔、神鞭塔、涅盘塔等八种类


型，此塔即为其一。

此件喇嘛塔造型属于典型藏传佛教喇嘛塔喇嘛塔由须弥座式塔基、覆钵式塔身和十三无相轮塔刹三大部分组成。

喇嘛塔胎骨细腻坚质且润滑，通身纹饰自上而下紧凑繁密。塔刹上部绘花卉纹的如意宝葫芦顶，飘带紧系垂于两侧塔刹下丰上敛共十三级，寓意佛教十三重天；肩部绘藏传


佛教特有的雕瓷神兽纹和璎珞花卉纹，梵语具有“庄严与荣耀”的涵义。

腹部主体纹样以粉彩双龙纹装饰。须弥座面主体装饰红地粉彩勾莲纹，肩部、胫部及座子的身上全带白地轧道纹，台阶处饰卷草、仰莲瓣、覆莲瓣、回、圆珠和花卉装饰


带。贲门佛龛口沿描金并外饰蔓草纹一周。贲门和须弥座内壁罩松石绿釉。

鉴赏一：【清乾隆 豆青地粉彩莲托八宝纹香炉】

本品应为“五供”之一，“五供”为佛龛前供奉、祭祀用器，多由一对觚、一对烛台和一只香炉组成，自明代开始流行，品种涉及青花红彩、粉彩等。

此炉呈鼎式，双朝冠耳颇增威严，三蹄足又略增可爱，造型颇有意趣。周身以豆青釉作地，上满饰纹样。

口沿外、朝冠耳侧均饰连绵回纹，颈部为一周蕉叶纹。腹部以如意云头纹作帘，由莲托八宝纹环绕，三足亦饰缠枝莲纹，朝冠耳面为莲蝠纹。“大清乾隆年制”六字单行红彩篆


书款书于口沿外侧，又有各条金边描于各部位结合处及边缘。腹底黄地绿彩双圈内书一花卉形款。此品种以白地粉彩为多见，而豆青釉为地较为少见，本器施彩丰富，纹饰


精细，主题鲜明。配以木座，更添气韵。

鉴赏二：【清乾隆 粉彩七珍人物像】

清朝皇室笃信藏传佛教，乾隆皇帝尤其推崇。在位期间，不仅完成了汉文、满文与藏文大藏经的雕刻刊印工程，还在紫禁城及各处行宫建造了众多的佛堂楼阁和供佛寺庙，


瓷质供器、法器更是不可或缺，本品即为一例。

此粉彩人物为藏传佛教七珍之武将宝，一般造型由武将像和莲座组合而成，本品为莲座上之武将像，该武将呈端坐状头戴战盔，身披战袍，一手持法器，一手作法印，周身


绶带环绕，形象庄严而神气。

头盔、战袍及法器皆鎏金，余部亦施彩华美，工精料细，不愧为佛堂供器。

鉴赏三：【清乾隆 金彩法轮】“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金彩篆书款。

此藏品品相完美，通体镀金，下端为覆莲式底座，轮略呈鸡心状，两面纹饰相同，外框饰浮雕卷云纹，中心以珐琅彩填绘天蓝色花瓣、矾红花蕊的菊花，周围镂雕八个红蓝


彩的菱形方块与轮壁相连接，轮壁内圈饰八组红、蓝、天蓝釉的小珠子，每组三颗，模仿嵌宝石的华丽效果。

法轮是藏传佛教常用的一种法器，轮上的八条梁象纫八道轮回，是引导众生达到至善的八条道路。法轮还象征勇猛精进，无坚不摧。清代皇家崇奉藏传佛教，弘历登基后更


加虔诚，曾命内务府造办处下属的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各式瓷质佛像与法器备供奉之用。

此款金彩法轮乃仿自当时铜鎏金法轮，为乾隆朝所首创，至嘉庆时期仍有制作。

此法轮金壁辉煌，工艺精湛，是乾隆时期仿珐琅宝石金器的杰作。

五、祭祀用瓷

中国古代历来有敬天尊祖的传统，到了明清时期，这一传统就更加规范和制度化。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发布诏令以官窑瓷器取代传统的青铜礼器，用于各种宫廷礼仪和


祭祀活动中。此后，随着各种彩色瓷的不断出现，宫廷对祭祀活动使用的不同颜色的瓷器规定得越来越严格。

清世祖顺治十年(1653年)谕：“国家典祀，首重祭祀，每斋戒日期必捡束身心，竭诚至敬，不梢放逸。”可见当时皇家视祭祀为国家大事。

《
清史稿》记载清“初沿明旧，坛庙祭品遵古制，惟器用瓷……凡陶必辨色……”表明清初祭祀沿袭明旧制，唯有器物改用瓷器，并按照颜色来区别。

黄釉瓷作为清宫祭礼的器物，相关规定于乾隆十三年的《皇朝礼器图式》中也有记载：

“天坛正位登、簋、豆、尊、爵、盏、和祈谷坛配位簋、豆，用青色瓷；地坛正位登、簋、豆、尊、爵、盏；社稷坛正位尊用黄色瓷；朝日坛爵、盏、登、簋、豆、尊，用红


色瓷；夕月坛正位爵、盏、登、簋、豆、尊，用月白色瓷；先农坛盏，天神坛爵、豆、尊；太岁坛正位盏、登、簋，用白色瓷；太庙正殿登用黄色瓷……。”

黄釉瓷器除了作为陈设观赏、日常生活的用器外，还是宫廷祭祀用器。

《大明会典》提到：“洪武元年，多以金造……二年祭器皆用瓷……嘉靖九年，朝廷规定四郊各陵瓷，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

以青、黄、红、白四色主祭天、地、日、月。

清代沿用明制，但明清两代对黄釉瓷器的使用也略有不同，明代的黄釉瓷器主要是作为皇室的祭器，在传世品中祭祀用瓷所占的比重很大，明代的方丘即清代的地坛，它和


明清两代的社稷坛，所用的主祭器物都是黄釉器物。

如：明弘治黄釉牛头尊，也称“牺尊”，这种器形与乾隆十三年（1748年）奉敕编著的《皇朝礼器图式》中的地坛正位尊的形制基本一致。

说明这种器形是分属明代方丘和清代地坛或社稷坛的正位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