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第一钱“福圣宝钱”

“福圣宝钱”是西夏王朝铸行的第一枚钱币，是西夏毅宗嵬名谅祚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6年）铸行的西夏文小平钱。“福圣宝钱”虽然制作粗疏，但形制工整，面文旋读，光背无文，有粗字、细字、厚版和薄版等区别，是西夏文钱币中较少的一种。“福圣宝钱”对研究西夏货币的发展和西夏的社会经济有着重要意义。

一、谅祚时期的政治经济

没藏氏专权和谅祚亲政

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太子宁令哥被没藏氏兄妹利用，刺杀元昊，劓其鼻，宁令哥被没藏讹庞以叛逆之名枭首。翌日，元吴卒。元吴死后，没藏讹庞没有遵从元吴立从弟委格宁令为君的遗言，将年仅一岁的谅祚立为西夏国王。一说为元昊死后三个月谅祚才出生。这样其母没藏氏为皇太后，没藏讹庞为国相，大权落入没藏氏兄妹手中。后没藏讹庞设计杀死没藏氏，独揽朝政大权。夏都五年（1061年），年仅14岁的谅祚诛杀没藏讹庞，开始亲政。

谅祚亲政后，为了巩固西夏政权，稳定社会局势，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汉化措施：一是穿戴汉族衣冠及学习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谅祚执政后，向宋朝提出“本国窃慕汉衣冠，今国人皆不用蕃礼，明年欲以汉仪迎待朝廷使人”，为了改汉衣冠及礼仪，谅祚还向宋购置衣服，并乞工匠、伶人。二是向宋求赐经、史书籍。从史书中所记载的当时西夏向中原王朝求赐数量众多的儒家史书经典，可以看出谅祚对汉文化的向往。三是仿中原王朝的官制，完善中央官职，并重用汉族官吏，改用唐所赐李姓等。四是变更州军，对驻军地点及军名进行了更换，并增设了新军，加强了境内的军事力量。谅祚所推行的这些汉化措施，不仅表现出其行汉礼的决心，也对巩固其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西夏与宋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

辽，在没藏氏执政开始，西夏就派遣使臣至辽，但辽均“留之不遣”。辽因在元吴时有河曲之败，所以想趁谅祚年幼，政局不稳之际发兵攻夏，以雪前耻。经过了一年多的战争，辽无力征服西夏，西夏也愿意“乞依旧臣属”，夏福圣承道元年，辽赐诏许和。自此至谅祚去世，辽夏双方相安无事，使节来往不断。谅祚时期，西夏在成功抵御辽的入侵的同时又能争取与辽和平相处，反映了对辽策略的成功，也对这一时期西夏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吐蕃，与西夏关系较大的另一周边民族是吐蕃，吐蕃因惧怕西夏的威胁，常想助宋攻夏，宋则一贯采用以吐蕃牵制西夏的策略，使西夏始终有后顾之忧。谅祚时期与当时吐蕃的唃厮啰政权因各自内部矛盾较多，所以未发生大的冲突和战争。

宋，谅祚继位之初，夏宋双方保持了良好的睦邻关系。没藏氏执政时，西夏与宋较大规模的冲突，是在夏福圣承道三年至奲都五年间，没藏讹庞侵耕屈野河西地引起的宋、夏之争。谅祚诛杀讹庞之后，与其母没藏太后生前意见一致，不赞成侵耕宋地，愿意接受宋议界的建议、派出使者与宋议和。至此，夏宋边界纠纷告一段落，并恢复了因战事遭到停闭的榷场，谅祚时常遣使至宋求赐书、经、贺喜吊丧、贡献方物比较频繁。

从谅祚继位至夏拱化初的15年间，除讹庞侵耕的五六年外，夏宋关系一直比较缓和。加上元昊在世时与宋庆历议和后的四五年，西夏与宋约有20年的和平时期，这当然与谅祚时西夏最高统治阶层内部矛盾较多，政局动荡，以及与辽关系紧张有关；也和宋仁宗时几次战争败于西夏，君臣厌战，因而对西夏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有关。

夏拱化二年（1046年），谅祚借口宋侮辱其前去恭贺英宗继位的使者，挑起了与宋的边境冲突，并在进攻庆州大顺城时受伤。宋英宗采取积极措施，在边境加强防御，同时，对西夏还采取遣使问责、下诏诘责、绝岁赐、罢和市等强硬措施。谅祚在军事上并未取得什么便宜，又断绝了岁赐和榷场贸易，造成国内经济拮据，得不偿失。夏拱化五年（1067年），谅祚遣使至宋谢罪，此时已继位的神宗恢复了对夏的岁赐以及和市。后来因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重镇绥州而使双方的矛盾又趋尖锐，在之后不久的夏拱化五年十二月，在夏宋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时，谅祚去世，年21岁，在位20年，谥曰昭英皇帝，庙号毅宗。

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

西夏自元吴立国至谅祚时期，不过二三十年时间，经济上还很落后，基本上延续党项族在唐、五代时期的农牧为主的形式，在贸易上处于以物易物的阶段。自元吴开始，宋夏之间设置榷场互市，依然存在以物易物的情况。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西夏自景德四年（1007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得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香、毛褐、羚角、矾砂、柴胡、吔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西夏的这种主要依靠互市来完成的对外贸易，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货币在交换中所起的作用。

谅祚时，西夏的社会生产能力并不高，基本上要通过互市贸易得到部分商品来满足自己生产生活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西夏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西夏对宋经济上的依赖。

二、“福圣宝钱”

当时的货币流通情况

西夏建国初期，流通货币的来源主要是宋朝给西夏的岁赐，包括唐、五代、宋铸造的货币，但岁赐钱币的本身，却是以物的形态出现的，只是在进入西夏境内以后才作为流通货币使用的，材质上也限于铜、铁钱。而且就其当时的经济贸易形态来讲，这些货币用于流通的也并不多，谅祚时期也是如此。

据文献资料记载，谅祚时的大臣高惟正因“贷银于国人”而被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说明当时应当是使用甚至铸行过银币或银锭的，并且与西夏同时代的宋、辽、金都使用过银锭，而西夏同他们都有经济贸易往来，尤其是宋朝，西夏在经济上对其有相当的依赖关系，所以这一时期使用银锭是可能的，只是因为没有确切的实物证明，故而并不能确定。

福圣宝钱的出土

“福圣宝钱”（西夏文），直译为“圣福宝钱”（圣字升读），意译为“福圣宝钱”。“福圣宝钱”最早著录于1914年罗福苌的《西夏国书略说》。此后，日本奥平昌宏《东亚钱志》（1924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刊·西夏文专号》（1932年），丁福保《古钱大辞典》（1938年）等，先后相沿著录。在一些博物馆和个人手中有传世品收藏，但未见出土。直到1985年，在宁夏盐池县萌城乡发现一座西夏钱币窖藏，在约100公斤的62种窖藏钱币中，首次发现了两枚西夏文“福圣宝钱”，极为珍贵。这两枚钱，皆铜质光背，右旋读、行楷小平钱。一枚钱径2.35厘米、穿宽0.55厘米、郭厚0.16厘米、重4.8克；一枚钱径2.34厘米，穿宽、郭厚与上枚同，重3.8克。两枚钱大小、重量略有差异，但轮廓规整，字迹清晰，笔画圆润，造型精美，都是钱币中的上品。

1987年，内蒙古乌审旗陶利乡出土西夏窖藏钱币600多公斤，有西夏钱2103枚，其中“福圣宝钱”7枚。

1998年，宁夏同心县出土西夏窖藏钱币1000多公斤，有西夏钱币六种近1000枚，其中“福圣宝钱”一枚。

2000年，宁夏银川市贺兰山出土西夏窖藏钱币20公斤，有西夏钱币十数枚，其中“福圣宝钱”一枚。

2005年，宁夏彭阳县出土古钱1200多公斤，发现“福圣宝钱”一枚。另外，甘肃武威、白银，内蒙古东北等地，也有“福圣宝钱”出土的报告。现在已知传世和出土的“福圣宝钱”约有百枚左右。

福圣宝钱的研究和价值

西夏文“福圣宝钱”铸于毅宗谅祚“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6年），是现在已知西夏最早的货币。毅宗铸西夏文钱时，并没有同时铸汉文钱，说明西夏汉文钱的铸造，晚于西夏文钱的铸造。同时也证明了西夏开始铸币是作为党项族政权政治和经济的独立的象征。铸造“福圣宝钱”时，谅祚还未亲政，是没藏氏兄妹当权时主持铸造的。

据《宋史·夏国传》记载“绍兴二十八年，始立通济监铸钱”是有关西夏设监铸钱的唯一一条史料，晚于铸造“福圣宝钱”约100年。在此之前的西夏各代帝王也曾铸造钱币数种，并没有设立专门的铸币管理机构，说明那时的铸币量还很少，从“福圣宝钱”的存世量和在出土窖藏西夏钱币中的比例也可明显看出。从其功用来看，此时所铸的西夏文钱币主要是作为西夏独立政权的标志之一和统治阶级中赏赐之用的。（陈炳应：《关于西夏钱币的几个问题》，《中国钱币》1989年第3期）“福圣宝钱”铸造的同时没有铸造汉文钱币，更能说明其并没有进入实用的流通领域，只是具备一种纪念币的性质，而非流通货币。

“福圣宝钱”是西夏第一次铸钱，在形制上完全模仿唐宋钱，都是圆形方孔，大小厚薄也和唐宋钱基本一致。在已发现的“福圣宝钱”中只是版式上有所不同，有粗字、细字、厚版和薄版等区别。因为是西夏第一次铸钱，制作上难免粗疏，但其形制轮廓规整，字迹清晰，笔画圆润，并不比同时期的宋代钱币差，就当时的西夏铸币水平来说已经非常不易了。

“福圣宝钱”的铸造是第一次将西夏文字铸于钱币上，对西夏乃至我国以后的钱币铸造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如元代将蒙文、巴斯巴文铸在钱币上，清代将满文、藏文、维文等铸在钱币上，以至现在流通的人民币上除了汉字和汉语拼音之外，还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壮族四个少数民族的文字。虽然“福圣宝钱”因其在铸造时客观条件的限制，还存在有很多不足，但就其这一点来说，其影响和价值无疑是深远的。

“福圣宝钱”虽然存世稀少，制作也不够精美，但其作为“西夏第一钱”的价值却十分重要。它不仅对研究西夏货币、西夏经济、西夏文字等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在整个中国货币发展历史中也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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