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文物中僧伽称呼谈
泗州大圣名号演变
泗州大圣花钱断代北宋篇3
泗州大圣驱五瘟之七
老赵闲聊花钱中的抗疫大神系列7
老赵花钱艺术图像笔记卅一
作者 老赵
之前我们分别阐述了,泗州大圣主题花钱上存在五瘟使者,参见:泗州大圣驱五瘟上篇:老赵闲聊花钱中的抗疫大神系列1,也阐述了泗州大圣花钱属于正神——瘟神——供养人三者关系结构序列,参见:正神慑控下的五瘟使者图像:老赵闲聊泗州大圣驱五瘟中篇。上次我们也系统梳理了泗州大圣在驱瘟上的文本依据:参见:驱瘟语境下的劝善大师泗州大圣:老赵闲聊泗州大圣驱五瘟下篇。
僧伽主题花钱虽然总体不多,但是也存在若干,主要有降服巫支祁主题,和观音化身主题,作为祛五瘟主题的花钱,目前就发现以上两品,以上钱币拓片之原物,分别为胡坚、周玺所收藏。在祛五瘟僧伽花钱中,都无一例外地标有榜题“泗州大圣”。这个特点是其他僧伽主题花钱中所不曾遇见的。
同时,由于僧伽的称呼,从唐代到宋元明清,历代有多种名号,有的是朝廷的封号,有的是社会的习惯称呼,有的是宗教体系的指认。那么,花钱上的泗洲大圣榜题,又能帮助我们对于该品花钱的历史文化探索,起到怎样的作用呢?请一起同行进入历史的时光隧道。
上次我们梳理了唐五代时期僧伽称号的文本信息,参见:
从僧伽名号演变看泗州大圣花钱断代之唐五代篇:老赵闲聊泗州大圣驱五瘟之四
之后我们又梳理了北宋时期僧伽称号的文本信息,参见:
只有两个士人喜欢称呼泗州大圣:老赵闲聊泗州大圣花钱断代之北宋篇
之后我们也梳理了北宋时期士大夫群体对泗州大圣称呼的刻意规避,参见:
北宋的大知识分子为什么集体性地规避“泗州大圣”称号?老赵闲聊泗州大圣花钱断代北宋篇2
并得出推论,北宋时期无论在政府封号上,还是在书面文本上,对僧伽的主要称呼,还是大师与大士,泗州大圣的称号已经出现,但是总体比较孤立,一则是宋徽宗在自己的御笔中,对泗州大圣改封巨济大士的敕令,另外,在书面文本中,也就是蒋之奇与张舜民,在张口称呼僧伽为泗州大圣。而与蒋之奇张舜民两人偏爱使用泗州大圣称号相反,北宋的以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士林群体,似乎都在刻意回避使用“泗州大圣”四字!
那么,在官方文本与士大夫文本之外的社会面,又是怎样的情形呢,而在官方文本与士大夫文本之外的称号留存载体,其中比较过硬的,也正是实物。以下所列举的所谓僧伽铭文文物,是指有僧伽称呼的文物,也就是说,假设造型上大家公认为僧伽,并且也有年份发愿文之类的铭文,但是如果其中由于没有僧伽的称呼,我们这次也不予列举,望周知。
宋代僧伽大士铜造像 赵建军藏品
北宋文物僧伽称呼题记举凡
1、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泗州大圣”地宫铭文
2005年11月28日,江苏省联合考古队,在江阴青阳悟空寺华藏塔址发现地宫出土一个石函,函盖上刻铭文:
常州太平兴国寺僧善聪,伏睹江阴军江阴县悟空院僧应云同行者沈惟素,募缘四众建造泗州大圣宝塔,以善聪收得众舍利,特置石函银瓶盛贮,安藏于塔下,永充供养 大宋景德三年岁次丙午正月日记。
(附)在梅子所撰写《探寻新安江源头 徒步平鼻岭古道》一文中,也有“泗州大圣”铭石刻的出现。
我们的行程从田里村岭脚自然村开始。小源河水穿村而过,小桥流水人家,是典型的徽州古村落。村口处,两株五百年树龄的高大树木为小小的村落遮风挡雨,一为樟树,一为红豆杉。这儿是村民出入口,也是村民主要活动的场所。村中至今保存完好的石屋、树皮屋让这个小村有了别样的味道......
山势渐行渐高,高大的杉木林如同卫兵护卫在古道两旁,暗红色的杉木枝叶让古道如同铺上了一层红色的地毯。古道边,五里一茶亭为行人提供休息之所,茶亭中还供奉有“南无泗州大圣”以保佑行人平安,没有牌位,只在石壁上雕凿六字以供奉,有的寺院开始供奉僧伽像,有的寺院则专以泗州命名。......
2、北宋天圣六年(1028年)宜宾“泗州大圣”铭石雕
四川省宜宾大佛沱石窟三僧龛,风帽僧伽居中,僧伽左侧为志公(宝志),右侧为愚僧万回。题记:
“天圣六年(1028 年)十月十五日王昌连刻“志公大圣”,”天圣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巡检使张隆发刻“泗州大圣”,“天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陈荣刻“万通(回)大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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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宋天圣十年(1032 年)花石崖“三圣”铭僧伽三圣石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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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花石崖第1龛三圣造像,为帐形龛,宽0.57米,高0.55米,这铺造像雕刻 于北宋天圣十年(1032),是延安地区目前所知雕刻最早的“三圣像”。
中主尊头戴披帽,为僧伽。 左侧造像头戴披帽,着袈裟,为志公。右侧造像光头僧人,左臂夹鼓,右手持槌作打击状,乃万回。 左侧弟子着长袍,双手抱拳置胸前;右侧弟子着长袍系带,右肩搭巾状物,垂于腹下,两手均攥巾。龛外右侧有石匠介守信所镌楷书题记:
曾闻人之贵贱者,阴注阳寿也;命之贫富者,宿因修种也。善若不作,望福以难随;恶若不亡,堕饥寒之有分。夫如三圣者,各容各异,一体分形,是观音之现身。乃应讥(机)之多变。危临启念,苦难皆除 ;灾逼称扬,病忧尽显。......观莲宫之石壁,圣迹勘修;见梵宇之岩崖,幽玄可造。安排三圣,万古常存。
为此三圣造像镌刻的石匠介守信,在延安宋金石窟中,是发现最早的介姓工匠。介氏工匠家族是可考的传承石雕造像手艺的家族 ,题记内容还有“维大宋天圣十年(1032年)十月十八日毕,糺首修三圣弟子王 文用(中略)石匠处士介守信”的内容。该龛造像开凿于北宋天圣十年。
由此可知,本处三圣造像的出资修凿人,正是“三圣弟子”,也就是三圣信徒,也就是僧伽信徒。所谓的糺首,一般以为是基层佛事邑社组织者,连石匠介守信本人,也是处士,也应该是宽泛的佛教信徒。至少表明了一种倾向性。
临近的2窟正是介端的儿子介子用参与开凿的,窟内有明确题记“造工(功)得(德)处士廊州介子用”,可见,介实家族不仅是石匠的世家,同时其作为佛教信徒的“功德处士”参与营造石窟造像,也是一种传统,乃至一种资质。
4、北宋庆历二年(1042)瑞安“泗州大圣”铭金漆木雕像
1966年至1967年初,浙江瑞安北宋仙岩寺塔(元延祐间改名慧光塔)塔基,出土一件木雕涂金泗州大圣像,高15厘米,光头,身着袈裟,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下有木座,外包银片,四周刻铭:“泗州大圣普照明觉大师”(前)、“泗州大圣”(后),“弟子陈怀玉”(左)、“妻马氏八娘”(右),底部墨书“为三男小晟造佛”。斯像放置在檀木堆漆舍利函内,函底有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十二月题记,估计斯像当在庆历三年以前舍入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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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河北唐县张凑等造“圣僧”铭僧伽石雕像 故宫博物院藏
僧伽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高92.5厘米。圣僧头戴僧帽,僧帽自耳部向后收,披于肩、背。僧面庞稍长,细眉秀目,直鼻,口微合,着袈裟,结跏趺坐,手施禅定印。石座前刻发愿文:
“唐县东闾乡南赤村张凑、妻赵氏合家一十五口,共发愿造石圣僧一尊,永为供养。时元符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建。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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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博物馆收藏一座石雕泗州大圣像,头戴僧伽帽,身披袈裟,结跏趺坐于莲座上。莲座束腰部位有一则造像铭刻,额横题“四州大圣”四字,刻铭五行:“宋标口重/佛弟子张金宝建/修石功德/元祐七年(1092年)五月一日建/石作人阴遇。”通高77厘米,是目前已知最高大的纪年石雕僧伽像,曾在洛阳关林西廊房陈列。现调拨至洛阳博物馆。一级文物,长41宽38高76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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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北宋元符三年(1100)富县阁子头石窟中“泗州”铭石窟造像
元符三年(1100)□日,施主平泉村黄甫吉、男皇甫晟勤发虔□圣佛殿,内有释迦九□、十方佛、十地菩萨、泗州并集,四面采画已毕。又打造石窟一所,亦有释迦九士、五百罗汉……
从题记内容来看,当时修建了一座佛殿,内有释迦九士、十方佛、十地菩萨和僧伽等尊像,可惜此佛殿已经荡然无存,无法一睹僧伽尊像。
8、北宋大观二年(1108)新密平陌壁画“泗州大圣”题记
此墓室为平面八角形,穹窿顶,壁画分为上下两层共十五铺。下层壁画自西南壁起分别为:梳妆图(西南壁)、家居图(西壁)、书写图(西北壁)、垂幔假门(北壁)、梳妆图(东北壁)、备宴图(东壁)、书写图(东南壁)。上层壁画自东南壁起分别为:赵孝宗行孝图(东南壁)、行孝鲍山与王祥卧冰(东壁)、升仙图(东北壁)、仙界楼宇(北壁)、四洲大圣度翁婆(西北壁)、闵子骞行孝(西壁)。明确有“泗州大圣”题记。(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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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足北山176 窟为弥勒下生经变龛,正中雕弥勒, 左、右壁雕文殊、普贤菩萨。北山第177号则为“泗州大圣龛”,刻于北宋靖康元年。正壁刻泗州和尚,左右壁刻志公、万回等僧人像。窟北壁外侧题记为:
”本州匠人伏元俊、男世能,镌弥勒泗州大圣。时丙午岁(宋靖康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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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明王窟(编号第155号)背屏上同为伏元俊铭文参照 网络资料
目前所能梳理的北宋时期僧伽文物铭文,大致就是上述九条。这当然只是北宋僧伽文物铭文的一个存量反映,这不代表所有僧伽文物铭文的全部,而只是我们对于同类文物进行保守谨慎遴选的主观结果,这更不代表北宋更为多数的不带铭文的僧伽文物的全部。
1、此前我们阐述过,从北宋朝廷最开始的有限的对僧伽的几次官方封号,到北宋末年宋徽宗对僧伽封号的强行转化,事实上是不允许民间称呼泗州大圣。可见北宋官方对泗州大圣名号的整体上的不接纳。同时,北宋士大夫集体性地对泗州大圣的称号刻意进行规避,不愿口诵。但是,与官方、与士大夫态度绝然相反的,则是社会层面,在北宋时期,其实一直延续不断地存在着对泗州大圣称号的尊奉与引用。这一点,有明确的宗教文物铭文题记为证。
2、北宋初年僧伽所受到的朝廷尊奉与封号,大致为: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开始屡遣内侍卫钦往泗州修建僧伽大师塔;雍熙二年( 984) ,太宗封僧伽为“大圣文佛”(见元代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四)。大中祥符六年 ( 1013) 六月,宋真宗下诏: “泗州僧伽大师,宜加号曰: 普照明觉大师,其伽字公私文字不得指斥。”(《宋大诏令集》卷二二三)。
上述几条,就是北宋初年,太宗真宗对僧伽的遵奉的事迹,细细来看,太宗对僧伽的遵奉,主要就是修葺僧伽塔,至于大圣文佛封号,乃是元代人的追述,所以不少学者并不承认。能够硬气的资料,就是宋真宗的封号。见诸于宋大诏令的严肃文档。“泗州僧伽大师,宜加号曰: 普照明觉大师,其伽字公私文字不得指斥。”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在真宗时代,僧伽的称号,就是泗州僧伽大师,而真宗则在此基础上,加号普照明觉。
可见,在北宋一代,宋真宗大致是对僧伽比较尊崇的。他在位的时间,是从咸平元年(998年)到乾兴元年(1022年)大致25年之间。
上述我们所梳理的北宋带泗州大圣铭文的目前所见最早的记录,是宜兴悟空寺的舍利石函盖的铭文。时间是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也正是真宗的第二个年号期间。 所以,虽然真宗是1013年也就是七年后才颁布的对僧伽的颁号诏令,但是,由于真宗本人对僧伽的大致的偏爱,大概率地,在他登基之后,或许已经实施了若干对于僧伽信仰有利的政策,对社会释放了对僧伽信仰肯定促进的积极信号,所以在他登基之后的第八年,这种积极信号也可能顺利传递到了千里之外的常州悟空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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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但是,真宗时代,无非是封普照明觉之前的泗州僧伽大师,以及封号之后开启新阶段。也就是朝廷并没有泗州大圣之封,但是民间早就在真宗登基的第二年就早早地镌刻了“泗州大圣”铭文的石函。之后,天圣六年(1028年)的文物铭文中再次出现“泗州大圣”称呼,已经是宋仁宗时代。真宗已经去世了六年之久。
当然,铭文所记录的时间,往往并非是开始镌刻营造的时间,而是完工的时间记录,所以发愿立项、开启工程项目的具体时间,也许比铭文所显示的时间更早。
有些题记会明确写上开启与完工的两个时间点,比如佳县兴隆寺第5窟正壁《修建兴龙寺碑洞记》载:“弘治十六年八月初六日,僧正儒发心凿造石窑一处,……完成迨至正德元年十月十四日。”佳县化云寺《天地冥阳水陆神祇碑记》载:“兹者发心僧人刘永德……今请工匠,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启打石殿,塑画圆满,至隆庆元年三月初六日,开光大吉。”
有些会写清楚所铭时间即为完工时间点:如金代佳县龙泉寺石窟摩崖造像题记写:“绛州太平县景云乡相里村西社石匠张连并弟张靖、张蓋,男张世樊、张子葉,镌石佛一会......阜昌丙辰岁(六年,1136)五月十八日功毕。”佳县化云寺《重建大孔雀明王佛殿碑记》载:“兹者承心释子白永先,见得本境古设神砌之所,先于隆庆三年前僧刘永德恭特短□募化,起打孔雀殿一座。 修设间,永德亡故,节年岁荒,圣事不能原成。今有助善功德主白孟何、郝朝峰、白孟雨喜舍资财,募缘邻近施主共成。 至万历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庚午已卯时开光,原满大吉。”榆林万佛洞第2窟右壁《三教寺重修万佛洞碑记》载:“大明嘉靖岁次乙卯(三十四年)中春,兴缘募化,戊午岁(三十七年)完备。 ”
更为主要的,也许官方的态度与社会面的实际操作,并不完全相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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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致来说,僧伽造像文物遗存中存在的铭文题记:从江阴悟空寺的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到四川宜宾的仁宗天圣六年(1028 年),到陕西花石崖的仁宗天圣十年(1032年),到浙江瑞安的仁宗庆历二年(1042),到河北唐县的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到陕西富县的哲宗元符三年(1100),到河南新密的徽宗大观二年(1108),到四川大足的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可以说是纵贯整个北宋时期。生生不息,延续不绝。
其中,完整准确地称呼“泗州大圣”四字的,是江阴悟空寺的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悟空寺舍利石函铭文一次,四川宜宾仁宗天圣六年(1028 年)三圣石窟分称一次,浙江瑞安仁宗庆历二年(1042)仙岩寺塔基舍利函内金漆木雕一次。河南新密徽宗大观二年(1108)墓葬壁画题记一次,四川大足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石窟题记一次。也基本涵盖整个北宋时期。
5、官方的态度,是政治与利益考量,士大夫的态度,是是非理路与格调考量,社会民间的态度,则是利己程度的考量,存在着随机盲从的成分。各自的立场、理念、利益与路径都是不同的。
泗州大圣祛五瘟花钱 胡坚藏品
6、但是,朝廷官方的态度、士大夫群体的态度与社会面的态度的区别,只是层面与角度的区别,皇上白天在朝堂之上严肃认真地不许别人称呼泗州大圣,并不等于他退朝之后,就不可以与爱妃一起津津有味地去听泗州大圣故事,就仿佛皇上所代表的朝廷出了禁书名录,但是不妨碍皇上可以自己看得津津有味。同时,朝廷的禁书诸如《红楼梦》,一旦太后吵着要看,皇上也是不得不奉上的。同理,士大夫在书面文本上对泗州大圣绝口不提,也只是一种公开的身份态度,它也并不表明,回家之后,假设他的父母供奉了泗州大圣,而且在家一口一个大圣,并且还要作为士大夫的儿子给大圣行礼,作为儿子的大知识分子竟敢违拗。
所以,朝廷的态度,和士大夫的态度,是作为朝廷,作为士大夫的身份,在公开场合理应持有的一种态度而已。既不能忽视,也不能绝对。
僧伽主题花钱 胡坚藏品
僧伽主题花钱 胡坚藏品
7、历史书在古代是朝廷写的,而大部分的流传文本,都是士大夫所书写,他们掌握了书写权,主导了话语权,所以,只要他们不原意口称泗州大圣,那么,至少在流传的书面文本上,我们就很难看到。但是,幸亏有文物实物铭文题记的存在,它顽强而醒目地提醒我们,在北宋时空之中,泗州大圣的信仰与称呼,是一直生动地存在,延续不绝的。
8、同时,体现泗州大圣题记的北宋僧伽造像,虽然没有明确的官方痕迹,也不是士大夫所愿意呈现的文本,但是他们所体现的社会面的特点,并不是民间底层,而是包含了官员、商人、贵人家眷、地方势力以及其他各色人等。因为非但营造石窟费时费工费财,雕刻精美的圣像艺术品也须请大师高手亲为,连供养大圣入寺庙地宫有门槛。并非是寒酸小民能够轻易为之。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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