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里的“中国龙”：西汉篇（上）
上期推文中展示了春秋战国之际铜镜艺术中的“龙”形象，神秘、奇谲、狞厉、抽象，这是中华原始龙纹的成形阶段，周人、晋人还有楚人，对于这种自上古时代传袭而至的神物施以极致的想象，创造出变化万千，无相万相的镜中“神龙”。
对于镜中之“龙”的丰富塑造并没有随着秦王政一扫六合迎来终结，反而愈演愈烈呈燎原之势发展。大秦完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形式上的大一统，缔造了“中华”的观念，然而却国强短祚，始皇帝传之万世的构想随着胡亥二世而亡破灭。
秦造就了形式上的统一，而汉则将“统一”的理念嵌入到思想和文化的基因里，这也是自此之后但凡华夏动乱，各路诸侯疯狂进行统一战争的原因。由于秦时对于金属管控严格，加之有毁镜风俗，遗存的秦镜资料相对较少。
所以，镜中之“龙”的燎原之势是在两汉之际完成了，正如徐乃湘、崔峋先生认为的“龙在汉代，在形式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汉代是龙纹的真正定型期”。大汉国祚绵长，政治上承袭秦制，文化上赓续楚风，奇谲浪漫，天马行空，汉代铜镜的丰富度也是绝无仅有的，受文章篇幅所限，本文仅展示：铜镜中的“中国龙”：西汉篇！
大汉建国之初，经历秦末苛政与楚汉战争的社会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手工艺制造业更是处于停滞的状态。所以汉初的铜镜艺术呈延袭之态，基本上是对于战国至秦铜镜艺术的继承。据考古资料显示，汉初的贵族们有一定比例还在使用战国或明显具备战国之风的铜镜。
我们展开时间的纵轴可以发现，从齐王建投降的公元前221年到刘邦定陶称帝的公元前202年，不过20年左右的时光。在先秦时代，铜镜是少数贵族才能够拥有的奢贵之物，属于珍贵财产，征伐战争不仅促进王朝的更迭，同时也完成了精美艺术品的递续。
据传，高祖刘邦就曾从咸阳宫得到一面可与“大禹之鼎”比肩的稀世珍宝“秦王方镜”。《西京杂记》记载：
“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
这面具备X光透视功能的方镜就是传说中的神器“秦王照骨镜”，它的神奇令八百多年后的唐人心生向往，于是在铜镜上书写下“赏得秦王镜，攀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特是自明心”的诗句，还缔造了中国司法界使用最为频繁的成语“明镜高悬”。
传说中的“秦王照骨镜”早已不知所踪，然而这面汉初齐王使用的青铜方镜或许给予我们些许参考。这面铜镜1980年出土于汉初齐王墓五号陪葬坑，镜作矩形，长115.1cm（汉尺四尺九寸），宽57.5cm（二尺五寸），重56.5公斤，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单体铜镜，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64件国宝级文物之一。
镜背五行之位分别装饰弦纹钮，均带柿蒂纹钮座，最重要的是整个镜背空间铸饰一条身躯纤瘦苍健，气势威武的夔龙纹，一米余长，以蟠曲之状充盈主区。镜中“夔龙”显然还有先秦遗韵，据考证，这座齐王墓的主人是汉初的第二代齐王刘襄，也是高祖刘邦的长孙。（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位刘襄打响了反吕的第一枪，是平定诸吕之乱的首功，距离大汉皇位仅有一步一遥，最终却因外戚原因无功而返，令人唏嘘不已。）
（西汉·菱格蟠螭纹镜，素材来源于：王纲怀、安夙，《秦镜龙纹图集》，制图“浙江云拍”）
西汉初年的铜镜除了部分是先秦时期的传世品外，更多的则是“楚式镜”影响下的产物。技艺精湛的楚国工匠，跨过战国至西汉的二十年光景，将楚地的科技工艺与审美风尚带到新的王朝。高祖刘邦与刘氏宗亲本为楚人，对于故乡的深切情感在统治阶层蔓延，更促进汉初楚韵在工艺美术上的高速发展。
（西汉·蟠螭纹镜，素材来源于网络图录，制图“浙江云拍”）
（西汉·蟠螭纹镜，素材来源于网络图录，制图“浙江云拍”）
楚镜艺术中行之大成的“蟠螭纹”便成为汉初铜镜艺术中最为常见的“龙纹”形态。在先秦时代变化万千的蟠螭纹到西汉初年依然呈现出万象之态，镜中“蟠螭”奇谲、恢诡、狞厉、神秘，将长江流域重鬼尚巫的浓浓楚韵展现的淋漓尽致。
风格上的延续并没有成为汉镜艺术发展的桎梏，随着先秦时代行之将远，汉代铜镜逐渐在继承呈发展出自己的风格。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铸镜工艺上，延绵数百年的镜钮形制不在单一，从弦纹钮衍生出更为丰富的兽形钮，而在镜钮的制作上也不再采用传统的嵌范工艺。
此外，在地章纹路的设计上也放弃以往单元模块拼兑的方法，而选择与主纹共同设计，一体浇铸。因而，我们在汉初的蟠螭纹镜上再也看不到单元拼兑的范线，与主地纹叠压的痕迹，细密的地纹与与主纹呈粘连之态。
而为了凸显主纹，汉初的工匠在继承楚韵的同时，选择拔高物象的方式。不同于先秦时代平面状的蟠螭纹，汉初的蟠螭纹形体更为圆润饱满，具象写实，已颇具三维层面的浮雕之感。
（西汉·“大乐富贵”铭四叶蟠螭纹镜，素材来源于网络图录，制图“浙江云拍”）
（西汉·“大乐富贵”铭四叶蟠螭纹镜，素材来源于网络图录，制图“浙江云拍”）
（西汉·“大乐富贵”铭规矩蟠螭纹镜，素材来源于网络图录，制图“浙江云拍”）
（西汉·规矩蟠螭纹镜，素材来源于网络图录，制图“浙江云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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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的蟠螭纹镜除了在纹饰形态上有变化外，铭文的置入是其开创性的举措，原先钮区之外的凹面环带，在汉代工匠的手中则变成了挥发感慨与祈愿的空间，诸如“大乐富贵，千秋万岁，宜酒食”、“安乐未央，修相思，慎毋见忘”、“愁思甚悲，欲见毋说，相思愿毋绝”等铭文开始频繁的出现在铜镜主区，为汉初的铜镜艺术注入人文的风采。
而这些蟠螭纹镜大多来源于楚国旧地“淮南国”，汉初的淮南国包括九江郡、庐江郡、衡山郡与豫章郡，都寿春（楚国九都），是楚风最为浓郁的地区，重合的地理条件也将旧楚的文化风俗与审美风尚完整的保留下来，这里也成为汉初铸镜业的一个中心。
淮南国在经历英布之乱后，迎来了新的主人，年仅三岁的刘邦幼子“刘长”，所以我们在汉初的蟠螭纹镜中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早已定型的“长相思”在铜镜中多以“修相思”代替，这是刘安为避其父刘长之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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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避讳想象在汉代的铜镜装饰艺术中是常见现象，最典型的便为经典的“昭明镜”。比如这面双圈铭蟠螭纹镜，内圈镜铭为汉篆书体四句六言二十四字“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穆而愿忠，然壅塞而不彻”，显然这面铜镜铸制适用于汉武帝之前，武帝之后，为避其名刘彻之字，所用的昭明铭的最后一句均为“然壅塞而不泄”。
经历了诸吕之乱，汉王朝进入到“文景时期”，这一阶段统治者奉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选择与民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并且重视农业生产。所以这个时期社会富强，民生安定，中央与郡国的仓廪中更是积累了70年都吃不完的粮食，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盛世，汉文帝更成为历代皇帝的典范。
社会的安定富强促进手工艺制造业的发展，富足的生活使汉人的审美情趣悄然改变，奇谲的蟠螭不再成为铜镜装饰的主流，自然祥和的花叶与吉祥美好的文字逐渐被铸镜工匠频繁使用。铜镜上这种形似麦穗的草叶纹是文景时期铜镜艺术创造的产物，将麦穗的形象永久的固定在鉴容之器上，足见汉人对于粮食的注重，也是文景时期重农思想的呈现。
然而不管时代如何发展，风尚如何更易，“龙”的形象永远不会缺席，作为一个想象中神物，“龙”的一大特点就是“无相”，也可以说是“万相”。既然奇谲的蟠螭不再是汉人的审美主流，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们便将“龙”的形象具象化。
然后，我们便发现，草叶纹镜中的“龙”拥有了饱满苍健的躯体，粗壮清晰的四肢以及威武雄浑的头部特征。它们以不同形态巧妙的与草叶纹融为一体，植物与神龙的搭配，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龙”的另一属性“行云布雨”。对于重视农业生产的汉代，雨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龙”恰是影响云雨河泽的神兽。
这面江都易王刘非生前使用的草叶蟠龙纹镜可以一观文景时期刘姓宗室的用镜之风。镜作圆形，伏兽钮，主区铸饰象征九州八极的规矩纹，四隅方位均饰双层草叶纹，两侧蟠龙环绕，巧妙的是，蟠龙的尾部均与草叶相连，构思巧妙，外置连弧纹镜缘。
镜中之“龙”经过数十年的演变也无汉初的“蟠螭之风”，而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这种身躯纤瘦，四肢粗壮，特征明晰的龙纹也是文景武时期的主流纹饰。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一面同期的草叶蟠龙纹镜，较为少见的是钮外环饰缪篆书体的箴言“必忠必信，久而必亲；不信不忠，久而自穷”，值得说明的是汉代的草叶纹镜是铭文种类最丰富的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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