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藏在大佛肚子里的皇家铜镜
铜镜是中国最古老的青铜器，它的诞生伴随着神力与宗教，在传说层面，黄帝是铜镜的创作者，“昔黄帝氏液金已作神物，于是为鉴，凡十有五，采阴阳之精，以取阴阳五五之数，故能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通其意，以防魑魅，以整疾病。”，这便是镜始于轩辕的记载。
在现实层面，铜镜最早发现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存，起源于原始宗教中日神崇拜的指导思想，铜镜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被认为是太阳神力的象征，所以商人用它祭祀、周人将它写进祭礼。
出身高贵的铜镜在漫长的岁月积淀中形成独特且丰富的镜文化，不仅是华夏物质文明的载体，更充满着人类的精神文化内涵，并且与中国思想史中影响极大的儒释道三教都有联系：
儒家多从镜的实用功能出发，借此引发出权力的公正无私，比如：明镜高悬；强调的是训诫、劝讽，以史为鉴的教化作用。《诗经·大雅·荡》中就有“殷鑑不远”的记载，最为经典的是太宗皇帝的三镜说：“夫以铜为精，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道家是中华本土哲学思想的大宗，以老庄思想为基础，注重清静无为、修道成仙，多强调天道、法器的神性，所以镜文化的神异性在道教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纷繁复杂的道教元素出现在各时期的铜镜装饰艺术中，而铜镜也成为道教科仪法器之首。
而在佛教这一外来宗教文化中，铜镜在实用物质层面也有特殊含义，但其对镜的实际之用远不及道教广泛深入，反而在哲理意义上与镜的关系更为紧密。本文，与诸君共赏一面：装藏在全亚洲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肚子里的皇家铜镜。
（明代·漆绘描金人物铜镜 张掖大佛寺文物研究所藏，素材来源于“SingSing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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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专家们在对张掖大佛寺卧佛腹内装藏的文物进行清理时，偶然发现了三件明代时期文物，此镜便为其中之一，直径达34.3公分，厚度1.6公分，巨硕无比，体量敦重。镜作圆形，圆钮，镜背纹饰采用“漆绘描金”的特殊工艺，用料昂贵，工序严谨。
（明代·漆绘描金人物铜镜 张掖大佛寺文物研究所藏，素材来源于“SingSing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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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观镜背，以朱漆为地，其上施以描金技法装饰一幅“拜寿图”，下方小山丘上伫立一株古松，松枝繁茂细密，远处依稀可见松林，左侧一位人物踽踽而来；镜钮左侧描绘亭台楼阁，阁中贵妇端坐梳妆，面目清秀；右侧高门之中一对贵族夫妇端坐，男者头戴冠，面容安详，五绺长髯自然垂落，身着宽服端作之姿；身侧女者头梳云髻，面容清丽。
（明代·漆绘描金人物铜镜 张掖大佛寺文物研究所藏，素材来源于“SingSing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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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前三位雅士，均身着宽服，头戴幞头，为首者对屋中二人作拱手祝寿之姿，身后二人跟随，一人回首，望向踽踽而来之人。游园远处依稀可见山峰绵延无尽，山中松林茂盛，缥缈中依稀可见仙亭楼阁之残影，构思巧妙。此镜施以朱漆描金技法，场景刻画生动，构图布局疏密得当，用笔精巧，透视感极强，是一幅难得的工艺漆画。
（素材来源于：代宪琴.《张掖大佛寺卧佛腹内装藏明代文物及其价值》P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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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镜同时发现的一件纪事铜牌，从侧面透露出这面铜镜的时代信息与出处。这件铜牌高49公分，宽44公分，长方形薄铜板，上方饰覆式莲叶，下方为双层仰覆式莲花，均锤揲制成。重要的是正面錾刻239个楷体汉字，内容为明成化十三年（1477）因地震而重修卧佛纪事，落款处有僧职名称。
关于这面铜镜的时期已经非常清晰，铸制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之前，重要的是此镜的出处。据铜牌铭记，“成化十三年四月初一沈时地震，佛首微颓，镇守甘肃大臣并十方檀信、合山僧官僧众人等，同发善心，各舍己赀，重建佛像”，卧佛是由镇守甘肃的领导众筹修建的，这些装藏的文物也是在修缮之后放入卧佛腹中。
参与修缮的诸位领导，尤其是出大头的必然会在记录光辉善行的同时留下自己的名字，这也就成为考证此镜出处的依据。首先来看落款的第二位“钦差镇守甘肃总兵官、平羌将军、都督，王玺”，这位王玺在《明史》上有传：
王玺原为太原左卫指挥同知（从三品），成化初年被提升为代理都指挥佥事（正三品），守御黄河七墅。因功绩卓著，巡抚李侃向朝廷推荐，时逢阿鲁出进犯延绥，王玺奉命充任游击将军在孤山堡将其击败，进封为都指挥同知（从二品），充任副总兵，镇守宁夏。成化十二年（1476）擢署都督佥事（正二品），充总兵官（地方最高军事长官），镇守甘肃。
在王玺镇守甘肃的第二年（1477）已被提升为都督（正一品，武官最高品级），真正的一方大员，实权人物，但在这块铜牌的落款上只能位居次席。足可见这位出大头的首席是大有来头，“钦差镇守甘肃御用监太监，颜义”，没有看错，就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太监，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个太监竟能排在朝廷一品大员之前，说明他不是个普通的太监。
来看前缀，“御用监太监”（正四品）是明代掌管宫廷用度的机构领导，御用器物的制造均由这个部门完成，这是宫廷里少有的肥差，历来成为掌印太监拉拢的对象，可以说是皇帝面前的红人。但这并不是他排在首位的关键，关键在于“镇守甘肃”，这就是传说中宦官当权的产物“镇守太监”。
这些镇守太监都是由宫中地位极高且深受皇帝信任的太监出任。这些太监身为皇上亲信，在宫内为伺候天子的家奴，派出在各地方则摇身一变，变成了皇帝的“化身”。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监视当地的武官，所以即便是执掌地方军政的一品大员对其也颇为忌惮，这也就是颜义排在首位的原因。凑巧的是，历史上的第一位镇守太监“洪熙元年（1425）的王安”就是镇守甘肃。
（西夏·佛祖涅槃像，全亚洲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
（明代·漆绘描金人物铜镜 张掖大佛寺文物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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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相信，像这类朱漆描金的高级货也唯有掌管宫廷用度的御用监太监能够拿出（前面说过，这是一个肥差），作为装藏之物。颜义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手笔，无非是公私两个方面。
于公而言，这是一项颇受皇家重视的政绩工程。张掖大佛寺始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是由西夏第四代皇帝乾顺敕建，原名“迦叶如来寺”，因寺内供奉亚洲最大的室内木胎佛祖涅槃像，故民间多称其为“卧佛寺”。大佛寺自建成之后在河西地区具有极高的宗教影响力，颇受历代朝廷的重视，甚至在西夏至明代时期被作为皇家寺院，多有修缮。
洪武五年（1372）惨遭兵燹，部分建筑毁于战火，永乐九年（1411）重建，永乐十七年（1419）敕赐“弘仁寺”之额。宣德二年（1427），奉敕重修，并赐名“宝觉寺”，直至成化十三年（1477）甘肃地区发生地震，佛首微颓。根据朱明皇室以往的态度，这次的修缮活动极有可能也是皇家敕令的。
于私而言，修缮佛像为无上功德之善行，而“装藏”是佛教造像特有的仪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通过在佛像内装上具有象征性的内脏和神识，来为佛像赋予生命力。一般装藏的器物多为生身舍利及经典经书，而成化年间装藏的器物却为铜镜，显然是有特殊的含义：
佛之大法，能照物如镜：《大智度论》卷五偈云：“法之大将持法镜，照明佛法智慧藏”，阐明佛法大义的教经亦如镜；
智慧光明，能照物如镜：《大乘庄严经论》卷三曰：“一切诸佛有四种智，一者镜智，二者平等智，三者观智，四者作事智。彼镜智以不动为相，恒为馀三智所依止”；
心性本质光明清净如镜，《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卷十二云：“心如净明镜，鉴物未尝私。明镜唯照形，不鉴于心想。我王心镜净，洞见于心源”，禅宗认为，心如明镜，修行当如磨镜。
综合来看，以镜装藏表明卧佛的无上佛法，无上智慧与心性镜明，呈现的是卧佛“大圆镜智”的境界，这是中国镜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一次良好互动。
（明代·漆绘描金人物铜镜 张掖大佛寺文物研究所藏，素材来源于“SingSing行摄”）
“创于西夏，建于前明，山下数百余年更喜有人修缮果；视之若醒，呼之则寐，卧游三千世界方知此梦是真空”这幅书写于大佛寺主殿两侧的对联，是对张掖大佛寺悠久历史的阐释，也是对卧佛涅槃的真实写照。卧佛腹内装藏文物的发现，不仅证实了大佛寺为历代皇家敕建寺院，也让今人得以窥见中国本土独特且丰富的镜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互动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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