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翯 刘瀚文 翟毅：西洋制作乾隆款画珐琅器物考补证

1. 产地标识

继珐琅画师“coteau”的签名在壶底被发现后，刘瀚文又在壶盖沿内侧发现三个微小戳印痕记，放大后可辨识为18世纪法国金匠相关戳记，分别是金匠标章、巴黎地区征税标章和金属纯度标章。按当时法国金银制造业行会规定，工匠标章通常由2－4个大写字母组成，第一行为名字缩写，第二行为姓氏缩写，多为3个字母呈倒三角的排列形式，字母中间或搭配百合花或其他私人作坊标识。制作此壶的工匠姓名缩写极有可能是“JDD”〔图一〕，目前已知的活跃于同时期（即路易十六时期）、在巴黎的注册工匠只有Jean Daniel DOERFFER。按照当时法国商标相关法令与行会规定，金匠需将盖有工匠标章的半成品送去征税单位申报，税官会打印征税标章。比对文献资料发现，壶中发现的标章〔图二〕与1782－1789年征税标章〔图三〕相符，说明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故116545）应在1782－1789年之间制作完成。又有纯度标章〔图四〕，在法国巴黎，盖过征税标章的半成品要再送往金匠行会，验证纯度是否符合规范，通过验证即可打印纯度标章。巴黎地区金银行会标章为敞开式皇冠下加大写字母，于1461－1462年从字母“A”开始，包括了除“J”“U”“W”以外的23个字母，基本保持每年更换一次。1783年，这一标章首次使用“U”代替“V”〔图五〕，1784年标识则改换为“P”。该壶出现了字母“U”，对应的年份正好是1783年。

〔图一〕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上18世纪法国工匠标章

〔图二〕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上18世纪法国 巴黎征税标章

〔图三〕 法国1782-1789年征税标章

〔图四〕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上18世纪 法国巴黎地区金匠行会纯度标章

〔图五〕 1783年度巴黎金匠行会所采用的纯度标章
 

综合考察金匠标章、征税标章、纯度标章和壶底签名即可确认，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故116545）是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在法国巴黎地区由金银器工匠Jean Daniel DOERFFER制作金质胎体，并由珐琅画师Joseph Coteau烧制表面珐琅。这一发现不仅明确了制作地点和时间，更纠正了以前一个错误认知，即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实乃金胎，而不是铜胎。下文所列检测数据进一步验证了胎体的金属属性。

2. 检测数据

《西》文根据清宫造办处档案推测，弘历于乾隆四十年（1775）下旨粤海关仿造前朝画珐琅器，粤海关官员画样后将图样送往法国制造，此后弘历又下旨粤海关继续仿制，但粤海关并没有再找法国人，而是在广州本地制造。为了验证此说法，我们将与法国造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图六：A，以下简称壶A〕大小、外形和纹饰完全相同的另外三件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以下简称为壶B、壶C、壶D），一并送到文物保护标准化研究所进行检测。

〔图六〕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

（1）胎体金属

四把壶的金属XRF分析结果如［表一］所示。从元素分析的结果来看，壶A与其他壶有明显不同。壶A的金属部分平均含金91%、铜4.4%、银4.3%，故可认为其是金胎画珐琅壶。这和上文提到法国金匠行业协会标准相符，含金量达到90%以上才可以认定为金胎。

［表一 ］ 四把画珐琅壶的金属胎体部分元素测量结果

而其他壶的平均金属元素含量分别是：壶B，含金51.7%、铜37.7%、锌2%、汞8.7%；壶C，含金46.7%、铜44.8%、锌1.3%、汞7.3%；壶 D，含金35.9%、铜57.2%、锌1.5%、汞5.4%。因此，可以认定壶B、C、D的胎体金属是含少量锌的红铜，检测到汞元素说明表面的金是镀金。

(2)珐琅成分

从元素分析结果［表二］来看，四把壶的基底釉料都可以算作铅－钾釉，但是壶A基底釉中的钾元素含量与其他三把壶存在明显区别。壶A中钾元素含量平均值是2.7%，而其他三把壶分别为壶B 10.5%、壶C 7.6%、壶D 10.4%，壶A中的钾元素含量明显低于其他三把壶。中国画珐琅（包括珐琅彩与粉彩）的基底釉为铅－钾釉，同样，明清两代时世界画珐琅生产中心法国Limoges所采用的画珐琅基底釉也是铅－钾釉，但不同时期的Limoges画珐琅中钾元素含量并不相同，壶A的检测结果比较符合16－18世纪Limoges画珐琅的K钾含量区间。

［表二］  四把画珐琅壶釉料玻璃相元素

（3）呈色剂

通过对四把壶进行拉曼光谱分析［表三］，可以看出四把壶在呈色剂上的差别，其中白色的呈色机理不同最能说明问题。壶A的白色是锡白，即依靠二氧化锡（SnO2）晶体在玻璃中产生的乳浊效应得到的白色，壶B、C、D的白色是砷白，即依靠砷酸铅（PbHAsO4）晶体的乳浊效应得到的白色。两种白色存在明显区别。当时，中国和西洋在画珐琅工艺上，对于这两种白色颜料的使用存在明显偏好，中国掐丝珐琅工艺自明末清初起就开始使用砷白（白信石），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中国本土工匠制作的画珐琅器物均采用砷白；锡白则是西洋画珐琅中最常见的白色颜料，相关文献显示，Limoges地区直到18世纪才开始出现在画珐琅中使用砷白的记录，虽然在使用时间上与中国清代康熙－乾隆朝存在重叠，但根据目前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砷白或者锡白还是可以作为区分中西画珐琅料的重要标志。

［表三］ 四把画珐琅壶之呈色晶体及元素

另外，壶B、C、D在呈色剂上的差异（如壶D与壶B、C在紫色、浅绿色、浅蓝色上的区别），说明其珐琅釉料的配方并不相同，继而证明它们并非同一时间烧造。这与档案上的记载相符，即按照乾隆帝的旨意，在乾隆四十年以后多批次陆续成造。

3. 结构工艺

为全面了解每把画珐琅壶的结构，我们又对四把画珐琅壶进行了X－CT检查。壶A与其他三壶在结构上存在显著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壶A的柄是用螺钉固定在预先设计好的壶体突出部分上〔图七〕，其他三把壶的柄则是直接焊接在壶身上〔图八〕。第二个不同点在壶盖上，壶A盖顶部留有外露的金属部分作为装饰〔图九〕，并通过一个延伸下来的金属条与整个壶盖连接固定，另外三把壶的盖则都是整体铸造成型〔图十〕。部件之间采用插接或螺钉固定的方式加以连接，比国产器物直接焊死的做法更加耐用，可以归结为这批法国造器物的一个显著特点。

〔图七〕 壶A （故116545） 柄使用螺钉固定在壶体突出部分

〔图八〕 壶D （故116527） 柄直接焊在壶体上

〔图九〕 壶A （故116545） 盖顶部留有外露的金属部分作为装饰，  并通过延伸下来的金属条与整个壶盖连接固定

〔图十〕 壶C （故116546） 盖为整体铸造而成

通过对四把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的全面检测和对比，可证壶A为法国制造，壶B、C、D则为中国制造，此结果与《西》文推断完全符合。法国造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所呈现的金胎、锡白和结构差异等特点，为其他法国造器物的判定提供了可靠依据。

（二）乾隆款画珐琅白地蓝花卤壶

此壶〔故116597，图十一〕上并没有发现可以证明产地等信息的戳记或标识。但从XRF分析结果［表四］上可以看出，此壶金属部分平均含金95%、铜2.7%、银1.9%，故可认为是金胎。透过拉曼光谱分析〔图十二〕可以看出卤壶上的白色呈色剂是锡白，和法国造乾隆款菊花纹壶相符。金胎和锡白底两个特点明显区别于国产画珐琅器物，可据此判断此壶亦非中国生产。

〔图十一〕 乾隆款画珐琅白地蓝花卤壶 （故116597）

［表四］ 乾隆款画珐琅白地蓝花卤壶 （故116597） 胎体元素测量结果

〔图十二〕 故116597卤壶白色釉料拉曼测量结果

此外，故宫博物院藏卤壶盖上有一圈缠丝金线作装饰，而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雍正款铜胎画珐琅白地蓝花执壶（故珐229）〔图十三〕以及大小、造型、纹饰均相同的其他乾隆款卤壶上，均无此装饰。并且，故宫博物院藏卤壶盖为平面，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诸件卤壶盖皆有折沿，笔者在《西》文中曾推断此现象为“法国人按照自己或本地的审美进行了局部美化”。但比对缠丝金线位置以及盖面图案的对应关系，推断其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广州工匠在给器物画样时，没有清楚地呈现出原件雍正款卤壶盖有向下的折沿，或者说是法国工匠并未完全看懂图样中的器型特点，从而导致法国造器物与原件以及国产诸件产生差异。此现象也从侧面再次证明，当时将十件康熙、雍正款画珐琅器物画样后，只是将图样送到法国，原件实物仍留存在广州。

〔图十三〕 雍正铜胎画珐琅白地蓝花执壶 （故珐229）

（三）乾隆年制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

经XRF检测，花篮〔故116773，图十四〕胎体表面含金量达 93.38% ［表五］，但是，该器物并不是整体胎体为金胎，而是采取包一层金皮的方式来处理，在花篮提梁两端露胎部位，可检测出里边一层是铜胎，而外边一层是金质。

〔图十四〕 乾隆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 （故116773）

［表五］ 乾隆年制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 （故116773） 胎体元素测量结果

拉曼光谱检测显示〔图十五〕，除花篮外底部白色为砷白外，器身白色均采用锡白作为呈色剂。外底白色为砷白的原因尚未判明，初步推测有外底白釉和款识为回国后烧制的可能。

〔图十五〕 乾隆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 （故116773） 拉曼光谱检测

从CT结果上也可以看到该器物与国产器的不同，其提梁是通过两根插针固定在器身两侧的卡扣里〔图十六〕，而国产画珐琅花篮（故116802）提梁则是直接焊死在器身之上〔图十七〕。

〔图十六〕 乾隆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 （故116773） X-CT照片

〔图十七〕 国产的乾隆款画珐琅花篮 （故116802） X-CT照片

上述检测数据和结构工艺等方面信息，印证了笔者王翯在《西》文中的推测，即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故116545）、乾隆款画珐琅白地蓝花卤壶（故116597）和乾隆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故116773）确实为法国所造。

二 相关问题

一）制作时长

粤海关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将第一批仿制珐琅器送到宫廷，笔者王翯曾推断此批仿制器就是西洋所造，主要依据是制作周期不是普遍的五个月左右，而是长达两年。然而，根据法国造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上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法国金匠的相关戳记，上述几件法国产画珐琅器物更有可能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被送到紫禁城，档案记载的器物名称、数量和第一批仿制器相同，时间亦与戳记相符。

可是，同时送往法国制作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金胎珐琅碗上却有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的戳记，说明乾隆四十年乾隆帝下旨粤海关仿制前朝珐琅器后，器物的图样很快被绘制完成，并送往法国进行制作，但最终要等到乾隆四十九年才得以送回中国。除去路途遥远和工时耗费等因素，时间之长亦可谓超乎寻常。何故如此？虽尚无肯定依据，但可以暂作参考的是，1775年（乾隆四十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借机下令参加战争，于是，英国开始在海上拦截法国的货船，导致前往中国贸易的商船受到影响。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记载的各国商船历年来华贸易的情况来看，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至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未见法国商船来到广州。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相关制作工期和运输被一再拖延。

（二）康熙款识

根据之前的发现和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金胎内填珐琅花卉碗”（故珐270）应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在法国制作，但却有“康熙御制”款识。笔者此前推测，碗在法国制作，而款识是回到中国烧制而成，又恰逢当时广州官员更替，继而产生误会。然而，造办处的档案明确记载乾隆四十二年送到紫禁城的十件仿制器“俱乾隆年制”款识，说明乾隆帝看到的，并不是那件法国制作的金胎碗，更可能是在广州本地制作的“清乾隆铜胎广珐琅盖碗（故珐000101，列－634）”。另一方面，虽然金胎珐琅碗可能于乾隆四十二年在法国已制作完成，但很可能并不是在当年被送回中国。有鉴于此，之前的推测明显唐突了。那么，乾隆四十二年法国制作的金胎珐琅碗上却有“康熙御制”款识，是否真如王竹平所推断“或许是为尊祖，可以区别康熙形制与乾隆形制，以表尊重的特殊意涵”？笔者认为此观点有待商榷。如果为了“尊祖”，那为何同样在法国制作的画珐琅花篮（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故116773）也在仿制康熙朝器物（故宫博物院藏，康熙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故116765），却落“乾隆年制”款识？

或许从工艺与传承的角度来思考，才是探究皇帝初衷的正确方向。“康熙金胎内填珐琅花卉碗”（故珐270）采用“透明珐琅”装饰工艺，从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来看，清宫旧藏的画珐琅器物中，使用金胎并采用“透明珐琅”工艺且落“康熙御制”款的器物仅此一件，而“乾隆年制”款识的器物则有二十七件。似可推测为乾隆帝对本朝所造金胎透明珐琅碗工艺颇为满意，却苦于没有前朝榜样，于是旨令在法国制作的碗上落康熙款识，以便形成传承有序的局面。截止到文章发稿之时，我们尚未找到确凿证据来证明乾隆帝知晓画珐琅器乃法国人制造，但可以确定他清楚这些器物都是本朝的仿件。除了乾隆帝本人和具体操办此事的人员，无人知晓该器物并非康熙朝所造。那么，后人必会直观地认为，乾隆朝的金胎透明珐琅工艺一定传承自康熙朝，这也许才是弘历的真实用意。

（三）入藏地点

如果恰如笔者推断，法国制作的器物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才进入清宫，乾隆帝命人将其装入楠木匣后交宁寿宫存放。那么，在宁寿宫收藏画珐琅器和以往在乾清宫端凝殿收藏是否有区别呢？欲解答此问题，需要从收藏画珐琅的意义和档案记载等方面入手。

首先，需要认清画珐琅这一外来工艺，不仅在技法、装饰效果上与中国传统工艺有所区别，更有其独特的政治意涵，已有多位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探讨。例如，有学者指出：“画珐琅技术是在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直接推动下引进紫禁城造办处并获得发展的。这不仅仅基于两位皇帝对西方画珐琅作品的单纯喜爱，更满足了其作为泱泱大国之君无所不能的心态。掌握西方业已繁荣而不为自己所拥有的技术，如玻璃、画珐琅，成为展示帝国荣耀及权势的象征。”又有学者发现乾隆帝登基初年即开始选取康雍乾三朝瓷胎、玻璃胎、宜兴紫砂胎、铜胎画珐琅器物，进行系统化整理和定名，装匣后集中存放于乾清宫端凝殿，认为“这个地点作为展现清皇室功绩的重要位置毋庸置疑，在紫禁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并且，端凝殿亦收藏松花石砚、痕都斯坦玉等过去没有传统、在清代才出现的器物，另外还有康雍乾三代御墨以及清皇室列帝御用的朝珠，可见“清宫画珐琅应被视为是足以代表清帝国盛世皇室文化功业之一部分⋯⋯作为清帝国统治核心的重要物质，为皇室珍藏在乾清宫的配殿中，借着陈设及赏赐随时提醒统治者、朝臣、封疆大臣、蒙古大公、西藏喇嘛、藩属国使臣及其他外交使节，帝国的皇权与统治力” 。

其次，至迟从乾隆四十三年开始，乾隆帝即在宁寿宫存放画珐琅器，且专设大柜用来收储。乾隆帝有时会把新做的画珐琅器分别存放在乾清宫和宁寿宫中，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命人将粤海关送来“珐琅瓶一对、珐琅铫一对、珐琅小圆盒一对”送到乾清宫，而一同送来的“珐琅盖罐一对、珐琅海棠盒一对、珐琅提梁壶一对”则交宁寿宫，有时还会取出前朝珐琅器，命粤海关照样烧造数件并落“乾隆年制”款后，平均分配给宁寿宫和乾清宫。由此可见，在宁寿宫存放画珐琅器，并不是为了陈设或是普通的收储，而是同乾清宫端凝殿一样在展示和纪念“帝国的皇权和统治力”。

需要特别讨论的是，法国制作的画珐琅器物如果一直在宁寿宫保存的话，在溥仪离开紫禁城后，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千字文为序，对各个宫殿内物品进行编号（因后来又重新编号，故将此号称为“参考号”）清点，宁寿宫内所藏物品的参考号开头应为“號”字。但是，除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康熙金胎内填珐琅花卉碗”的参考号是“列四二七 17”外，其余皆为“吕四七五”并带有阿拉伯数字的分号，以故宫博物院藏三件为例，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故116545）参考号是“吕四七五 57E/51”，乾隆款画珐琅白地蓝花卤壶（故116597）参考号是“吕四七五 53E2/51返”，“乾隆年制”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故116773）参考号是“吕四七五 19E/51返”。“吕”字乃养心殿内物件参考号字头，也即是说这些器物在清点时，除“康熙金胎内填珐琅花卉碗”在乾清宫端凝殿外，其余九件器物并不在宁寿宫，而在养心殿。可是，检索《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所谓“吕四七五”是“花缎袱 5块”且无阿拉伯数字分号，文物和参考号又出现了矛盾。实际上，梳理清宫陈设档即可发现，在乾隆朝造办处档案中提到的收藏画珐琅器的大柜，在陈设档中被记载为“雕紫檀三层大顶柜一对”，一直到光绪朝都在宁寿宫西暖阁内，里面存放铜胎画珐琅器达213件。但是，当清室善后委员会点交宁寿宫物品时，却未见这批铜胎画珐琅器的记录。与此同时，在养心殿体顺堂的点查报告中，却出现了陈设档里未曾记载的两个木箱，里面共登记铜胎画珐琅器209件。木箱里的画珐琅器件数和曾在宁寿宫大柜内的件数相差不多，名称也几乎可以一一对应。据此可推测，从光绪朝至溥仪离开紫禁城之前，原藏于宁寿宫紫檀大柜内的铜胎画珐琅器，很有可能被收纳并转移至体顺堂木箱中。因此，法国造画珐琅器目前的参考号字头不是“號”字，而是“吕”字。但实际参考号不应该是“吕四七五”，而是木箱所对应的号数［表六］。关于参考号为何有误，在找到新的证据之前，笔者暂时维持在《西》文中的初步判断，即有可能是在南迁过程中发生了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