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散行记（十八）：山东篇
青州礼乐
公元前571年，孔子为避“三桓之乱”来到齐都临淄，听闻韶乐后心醉神迷，“三月不知肉味”，不禁发出“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赞叹。《礼记·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认为国家的兴衰在于礼乐。他说：“郁郁文哉，吾从周”。
有文字可考的礼乐始自夏商，至周初周公旦“制礼作乐”，创立了以宗法为基、礼制为体、德治为核心的礼乐制度。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典章制度、礼乐兵刑、寝庙车马、农商医卜，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周礼不但创造了礼乐灿烂的周文明，更奠定了后世中国历代帝制政治的基石。礼、乐、射、御、书、数成为周代贵族的必修课。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梦见周公”是“迷弟”孔子与周公的神交，恢复周礼是崇古的孔子毕生之所求。
鼎、簋便是周代最典型、最重要的礼器。鼎，和五味之宝器也；簋，黍稷方器也。有鉴于商人好酒亡国的历史教训，周人在祭祀和宴飨时用鼎簋组合取代商人的觚爵组合。西周作宝鼎和颂簋便是其中的代表性器物。作宝鼎立耳鼓腹、圜底三足，口上、足下饰兽面纹及扉棱，腹部遍饰勾连雷纹。此鼎形制巨大，很可能是宗庙祭器，因腹内壁所刻的三字铭文“作宝鼎”而得名。颂簋更是因器身和器盖上所刻的15行150字铭文而挤身山博“十大镇馆之宝”之列。
3000多年前，一位名叫颂的官员在被周王册命为监造新宫的官吏后，制作了三鼎、六簋、两壶，且都镌刻上铭文，详细记载了周天子对他的册命仪式，为研究周礼与商周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史料。颂簋的盖器同铭，铭文篆刻工整秀丽，典雅规范。器身敛口、鼓腹、圈足，周身饰有西周流行的窃曲纹、瓦纹与垂鳞纹，双耳状如口吐祥云的变形龙，双耳的垂珥与圈足的三小足相映成趣，整体造型庄重、铸工精良。
颂簋（左） 颂壶（右，国家博物馆藏）
《礼记·乐记》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出身东夷的舜是否发明了琴瑟已不可考，但陶寺出土的鼍鼓、石磬、铜铃等乐器表明，舜帝时代已经奏响了华夏正音的先声。海岱地区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便已形成鼎、豆、杯、壶的陶礼器组合；龙山时代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在以鬯酒“芬芳条畅以降神”的同时，镂空柄腔内的陶丸还与笼壁碰撞发出清脆的乐响以娱神。
《尚书》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分九州，山东半岛属于青州。夏初，来自东夷族的后羿、寒浞曾一度谋位篡政，致使“太康失国”。《国语·鲁云》云：“商人禘舜而祖契，效冥而宗汤”，表明舜所统领的有虞氏是商人的族源之一。“天降玄鸟，降而生商”，商人对鸟的崇拜也与东夷一脉相承。少昊之墟所在的奄（山东曲阜）亦是盘庚迁殷的起点，商王朝终于结束了祸起萧墙的“九世之乱”，开启了青铜的黄金时代。
青州苏埠屯、滕州前掌大、济南大辛庄等商代遗址的考古发现揭示，当时的海岱地区存在多个方国。这些东夷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可以说是“时叛时服”。他们可能是商汤灭夏的盟友，也可能是导致太戊和仲丁迁都的“罪魁祸首”。至殷商晚期，商王朝又大举征伐东夷，波及众多方国。《左传·昭公四年》云：“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说纣王在黎举行军事演习时，东夷发动了叛乱。殷墟出土了大量帝乙、帝辛（纣王）征伐夷方的甲骨卜辞，反映了纣王十祀征夷方的真实事件。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将华夏有信史可考的历史前推至殷商时代。2010年，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了包括甲骨卜辞在内的一批重要商代遗迹与遗物。这是在殷墟以外首次发现商代卜辞，比殷墟甲骨文早近百年。文字历来是考古发掘的重中之重，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可能填补或改写一段历史，甲骨文名列山博“十大镇馆之宝”也就不足为奇。山博共藏有5425片甲骨，除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外，大都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号雪堂）的旧藏，其中许多与华夏有史可考的第一位女将军妇好，及后母戊方鼎的主人妇妌有关，带有“鬼”（匈奴）、“鎷”、“虹”字的甲骨更是弥足珍贵。
“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商军虽以象军、利箭残酷镇压了东夷的反叛，但“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由于东夷部族的顽强抵抗，商军长期陷于东夷战争的泥沼，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以至内部空虚。周武王姬发在姜太公吕尚的建议下，乘虚蹈隙，兴兵伐商。纣王来不及调回在东方作战的主力，只能临时征召奴隶和囚犯仓促应战。这些奴隶和囚犯早已不堪纣王的暴虐，在牧野临阵倒戈。众叛亲离的纣王绝望中自焚于鹿台，商朝灭亡。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记录了武王伐商这一重大事件，天文学家依据33字铭文中的“唯甲子朝，岁鼎”推算出这一天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利簋（国家博物馆藏）
作为青铜时代的巅峰，商代的东夷诸方国同样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明，位列山博“十大镇馆之宝”的亚醜钺便以一张威严狞厉中极富萌态的人脸而顺利出圈。亚醜钺出土于青州苏埠屯，方内，双穿，通长32.5厘米，宽34.5厘米，两肩有棱。器身透雕双目圆睁、嘴角上扬的人面纹，弯眉如戈，凸鼻如锛，微张的口中露出城墙垛口般的牙齿，因两侧刻有镜像铭文“亚醜“而得名，同墓出土的还有一件纹饰相同但未刻铭文的青铜钺。其带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表明，墓主人可能是地位仅次于商王的方伯，要知道出土了后母戊方鼎的殷墟王陵大墓也只是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
天下尚未归心，姬发便病重驾崩，年幼的成王姬涌继位，周公旦摄政，引发群弟疑忌。纣王之子武庚趁机挑唆管叔、蔡叔、霍叔联合东方的奄夷、淮夷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周公领兵东征，经三年苦战，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同时营建雒邑，制礼作乐，“明德慎罚”，以“礼”治国，引领周王朝成功渡过危险的瓶颈期，也为后来的“成康之治”奠定基石。西周禽簋的23字铭文便记载了成王伐奄（曲阜）前，周公训导其长子伯禽，伯禽用成王赏赐的青铜铸造了这件宝器。
禽簋（国家博物馆藏）
汉代画像石·周公辅成王
前掌大遗址是黄淮地区一处非常重要的商周方国遗址，可能是妊姓薛国文化之孑遗。其遗址面积之大、墓葬等级之高、出土文物之精美冠绝齐鲁。两万余件出土文物中，玉器、车马器、漆器等器物在山东地区前所未见，大量带铭文的青铜美器则为研究山东地区商周之际的古国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并因此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前掌大遗址青铜器（中国考古博物馆藏）
周公旦被分封于少昊之墟，因周公须留在宗周镐京辅佐少年天子姬诵，伯禽代父赴奄，就任鲁国第一任国君。得益于周公旦的崇高地位，鲁国在周初位列诸侯之首，与周王室的关系也最为亲密，不仅被封赐众多典籍、礼器，还享有天子礼乐等文化特权，后人称“周之最亲莫如鲁”。作为“制礼作乐”的周公的封地，鲁国以推行周礼著称。《礼记·明堂位》曰：“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也。”根植于鲁国深厚的礼乐土壤，孔子成长为周公的忠粉和周礼的拥趸，面对礼崩乐坏的春秋，发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怒吼。
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宗周镐京珍藏的图书典籍在犬戎劫掠的烽火中化为灰烬，华夏历史进入春秋时代。“春秋”是鲁国的国史，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计242年的历史，是东周列国唯一保存下来的封国史。春秋末年，孔子对这部鲁国国史加以整理修订，使《春秋》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因为孔子、《春秋》，和它完整保存下来的周礼，贫弱颟顸、武力不举的鲁国成为这一时期对华夏历史产生最大和最悠远影响的封国。
出土于鲁国故城的“鲁国大玉璧”是体现周礼与华夏礼乐文化的又一典型器物。这件玉璧的外径达32.8厘米，是战国形制最大的一件玉璧。玉料呈青碧色，以两组微凸的綯索纹分隔成内、中、外三层纹饰。内层与外层均为龙尾两两相交的合首双身龙纹，内层三组，外层五组，每组间由綯索纹相隔。中间以蒲纹为地，饰以浅浮雕谷纹，象征五谷丰登。纹饰布局紧密匀称，繁缛精美。
紫晶玛瑙串饰、玉组佩（孔子博物馆藏）
玉璧早在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便已出现，五千年前成为良渚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之一。周礼“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的玉璧构成了华夏玉文化中的核心玉礼器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玉璧开始被大量用于佩饰和殓葬用玉，出土大玉璧的大墓便一共随葬了18枚玉璧。作为山博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它也成为山博大厅巨大穹顶的原型。
山博的另一镇馆之宝——东平汉墓壁画则以一组色彩艳丽的、工细古朴的彩绘壁画向世人展示了西汉末年的丧葬制度、生活习俗与神话信仰。尤其1号墓所绘的对饮图、武士图、方相氏驱疫图等，是山东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内容最丰富、艺术水平最高的壁画。汉代人“事死如事生”，虽然这些汉墓历史上早已被盗掘一空，但劫后余生的彩绘壁画却再现了墓主生前悠闲优雅的贵族生活。
绘于壁画上层的烈女图——“梁高行拒王聘”似乎为“画圣”顾恺之的“春蚕吐丝描”奏响了先声。顶层的云纹和金乌负日图则可以从芒砀山的《四神云气图》和马王堆的“T形帛画“中看出端倪。拜谒图描绘的可能是最早的孔子拜见老子的绘画形象。乐舞杂技图则让2000年后的人们领略了汉代宫廷舞蹈——盘鼓舞的力与美，以及类似杂技的存在。
华夏自古为礼仪之邦，祭祀之器应以为观美，祭祀之礼应从周素愿，祭祀之服当有衣冠之华。“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服饰堪为华夏文明的具象载体，蕴含着华夏自古形成的礼乐、伦理、审美等文化内涵，也彰显了中华传统宇宙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织物易腐，改朝换代后前朝服饰亦尽皆焚毁，于是那些幸存的片羽吉光便成为探究和复原华夏衣冠的窗口。山博推选《国家宝藏》的“明衍圣公朝服”和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明九旒冕”便是这样的重要标本。
《明会典》载，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降、开读、诏敕、进表、传制时，官员穿朝服。明代服饰远法周汉，近取唐宋，从色彩、面料、款式、纹饰到穿着的时令、场合，规划之周详超越历代；其工艺之精、寓意之丰、纹饰之丽亦为历朝之最。此件朝服出自衍圣公府，即孔子嫡长子孙的官署和私邸。因其“天下第一家”的尊贵地位和世袭罔替的特殊身份，孔府保存了大量元明以来的服饰实物，几乎涵盖了明清服饰的各个类别。
这套明末最后一位衍圣公的朝服包括进贤冠、赤罗衣、裳、白纱中单、蔽膝、革带、大带、玉佩、大绶、袜、履等。赤罗衣交领右衽，宽袖敞口，身长118厘米，腰宽62厘米，袖长250厘米、宽73厘米，领、襟、袖、摆处缘以四寸宽的青罗边。赤罗裳赤罗裳身，青罗镶边，桔黄色围腰，长89厘米，腰围129厘米。这是华夏一千八百年朝服史上唯一可确定的实物。睹之可怀想衍圣公头戴铜丝梁冠、身着赤罗朝服、内穿白纱中单、足登红缎云头履、手持象牙笏板、腰佩牙雕朝参牌，入朝参见天启帝的场景。
九旒冕则将时光拉回明初。因博学多识而甚得朱元璋欢心的十子朱檀，因笃信不老之术，以致“饵金石药，毒发伤目”，成为明代最先领饭盒的藩王，死时年仅二十。朱元璋痛惜之余，怒其行为荒唐，赐了他一个“荒”的恶谥。但陵园的修建却未因此草草了事，反因其首开明代亲王陵墓之先河而极尽奢华之能事。500多年后，朱檀墓在开挖防空洞时被意外发现，共出土文物两千余件，其中的九旒冕更是现存唯一一件古代冕冠实物。
《宋史·舆服志》曰：“九旒冕：涂金银花额，犀、玳瑁簪导……亲王、中书门下，奉祀则服之”，是只有皇帝、太子、封王才有资格佩戴的礼帽。这件九旒冕高18厘米，长49.4厘米，宽30厘米，以藤蔑编制，表面敷罗绢黑漆，镶金边。冠两侧嵌梅花金穿，贯一金簪。前圆后方的冕顶“綖板”前后垂有9道旒，每道旒上串有9颗红、白、青、黄、黑五色玉珠，共计162颗。这便是玉皇大帝与古代帝王画像上那夺人眼球的冕旒。在綖板下的隐秘的角落镶有玉衡，衡上悬有丝绳穿系的黄玉——“充耳”，寓意帝王不听谗言，有所闻，有所不闻。
齐家治国
武王克商后，姜太公吕尚被分封于齐，尚未就国便在营丘城外与莱夷展开了一场恶战。周人以蕞尔小邦经略天下，周初的“封邦建国”绝不会像后世的裂土封侯那样温文尔雅，深入虎穴“以藩屏周”才是目的。齐国如此，鲁、燕、曾、卫等国亦是如此。“三监之乱”后，成王命姜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赋予齐国征伐之权。
虽同为东方诸侯大国，但齐、鲁自开国之初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化面貌。齐国因姜太公的个人功业受封立国，崇尚变革、创造，开放而务实，文化上“因其俗，简其礼”，政治上“举贤而上功”；鲁国国君乃“周之最亲”，尊崇祖宗宗法，偏于封闭、守成，文化上“变成俗，革其礼”，政治上“尊尊尚恩”“述而不作”，因循守旧。齐国背靠大海，有鱼盐之利，通商工之业；鲁国沃野千里，有灌溉之利，以农桑立国。传说周公旦在听闻齐、鲁治国政策的差异后叹道：“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周公不愧是位卓绝的政治家，眼光毒辣。
西周·陈庄遗址车马坑
明·梁山古船
凭借工商业之利，齐国的经济富足程度遥遥领先于列国。事实上，直到秦汉，齐地都以富庶闻名天下，商界圭臬“陶朱事业，端木生涯”指的就是在齐地经商致富的越国大夫范蠡与孔子门生子贡。政治经济实力脱颖而出的齐国在西周一直受到周王室的压制，执掌齐国政权的“天子之二守”——国氏和高氏的权位并非来自齐侯，而是由周天子直接授予，军队统帅也由天子任命。周王室的这种不信任在“周烹哀公”事件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仅仅因为纪国国君的几句谗言，周夷王姬燮便将齐哀公姜不辰扔到大鼎里给煮了。其死状之惨只有战国的齐湣王可比。
出土于齐地的“引簋”便因其铭文涉及齐国在西周中晚期的政治、军事内容，而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周、齐关系的重要文物。引簋记载了周王对一位名叫“引”的官员的册命。铭文中的“引，余既命汝更乃祖，司齐师”说的是，周王任命引继承其父祖之职，继续管理齐国军队。换言之，西周时期齐军的统帅并非由齐侯任命，而是由周王册命后空降齐国，直接对周王负责。这也是解释了为何在周王室权威江河日下之时，周夷王仍能轻而易举地以烹杀这种极其残酷的方式诛灭齐侯。
周幽王姬宫湦“烽火戏诸侯”断送了西周王朝后，天下秩序分崩。宗法地位极高的鲁国固守周礼，实力不济，在两周之际的纷争中静观其变，错失了乱中得利的最佳窗口期。而齐国在扔掉了周王室的枷锁后，得以在东方安享太平岁月。“齐大非偶”便源于这一时期的郑国太子辞婚事件，足见当时齐国之强大连正值鼎盛的郑国都难以企及。齐襄公姜诸儿首先灭了害死齐哀公的纪国，又因乱伦事败派彭生杀了妹夫——鲁桓公姬允。虽然姜诸儿本人死于连称、公孙无知等人发动的宫变，却也引出了“春秋第一霸”齐桓公姜小白的戏剧性登场。
甲天下的济宁汉代画像砖生动刻画了“管仲射小白”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在一场决定王位归属的生死竞速中，管仲弯弓射中姜小白腰间带勾，小白借机假死，鲍叔牙举伞为小白遮挡。公子纠以为小白已死，大喜过望中放慢了脚步。而小白却在鲍叔牙的掩护下，率先回到临淄登上王位。故事的结局是，公子纠身死，桓公听从鲍叔牙的举荐，不计一箭之仇，拜管仲为相，成就了一段君圣臣贤、一匡天下的佳话。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采取富民强兵的政策，均田分力，相地而衰征，国力蒸蒸日上，称霸中原四十年。以实力为后盾，桓公在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之会”上高举“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公羊传·僖公四年》云：“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面对日益严重的戎狄进犯，桓公挺身而出，救燕伐山戎、救邢伐狄、救卫伐狄……取代周天子成为华夏文明的实际保护人。百余年后的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回顾一生戎马生涯，桓公志得意满地说：“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春秋无义战，齐桓公出兵28次，却一直保持着兵农结合的朴实气质和贵族骑士风度，“灭人之国，不绝其祀”。齐都临淄也发展为一座令流亡此地的重耳（晋文公）感慨“必死于此，不能去”的巨城。
亮相《国家宝藏》的战国铜餐具便以其镂冰劚雪、纂组缤纷的设计制作，成为当时齐国发达手工业的一个缩影。这套餐具为同时期出土器物中的孤品，其独到之处在于，耳杯、小碟、盘、盒、碗等60件器皿按大小依次叠放整齐后，可严丝合缝地装入铜罍之中，应是墓主人出行时随身携带的餐盒。二千余年的埋藏在文物金黄的本色之上又生成了各色晶状锈，一字排开时灿若星河。餐具出土于战国大墓的陪葬坑，显然墓主并非王室贵胄。以士大夫的阶层享有如此奢华的出行餐具，齐国的繁华与齐地的殷实可见一斑。
令人唏嘘的是，管仲死后，桓公错信竖刁、易牙等佞臣，一代霸主落得个饿死宫墙的悲惨结局。桓公身后，由于多年内耗和国君的无能，齐国的霸业迅速陨落，日益式微，至战国初期（前379年）姜齐数百年的基业被桓公时期从陈国逃亡而来的田完后裔田和取代。“田氏代齐”成为继“三家分晋”之后战国的又一标志性事件。
战国玻璃磬（青岛市博物馆藏）
所谓田氏，其实是以母国为氏的妫姓陈氏，之所以陈氏变田氏，可能是陈、田二字在上古发音相近，导致在秦代的“书同文”时被混为一谈。陈氏最初只是只有“马十乘”的家族，在齐国的崛起之路经过了陈氏族人数百年的政治智慧和艰苦努力，熬走了崔杼、庆封等最强劲的对手，干掉了“二惠”、“天子之二守”等最勋贵的敌人，最终在波云诡谲的权力游戏中笑到了最后。
“公子土折壶”是春秋时期公子土折为女儿中姜作的媵器（嫁妆），铭文中提到的“公孙灶”便是主导了倒戈庆氏的栾氏始祖。庆封执政时，公孙灶与公孙虿震怒于自己餐食中的鸡肉被换成了鸭肉（当时的贵族视鸭肉为低等食物），与鲍氏、陈氏联合推翻了庆氏，开启了栾氏、高氏共同执政的时代。因两人同为齐惠公之孙，而被称为“二惠”。
出土于肥城的陈侯壶是春秋时期陈国国君嫁女时所制作的媵壶，其风格、形制与周王室一致，显示出陈国与周王的密切关系。春秋晚期的洹子孟姜壶则可能是齐侯为洹子之父所作祭器，刻于颈部内壁的142字铭文记叙了洹子之父死后，齐侯向周天子请命，为其服丧一年。这里的洹子便是参与铲除庆氏、“二惠”，开始直接掌控齐国国政的陈桓子，而孟姜便是嫁与洹子的齐侯之女。连齐国国君都自愿服丧，陈氏的权势可想而知。齐相晏婴便对晋国大夫叔向感叹：“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
陈侯壶（左） 洹子孟姜壶（右，国家博物馆藏）
“田氏有德于民，民爱之。”田氏在取得诸侯之位后，复兴齐国霸业的重任也便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他们的肩上。经过四代田氏国君的励精图治，齐国终于在齐威王田婴齐时期重现大国风范，稷下学宫更是成为全天下的学术中心，吸引诸子百家前来争鸣。巨城临淄再现昔日繁华，一度执六国相印的纵横家苏秦赞叹道：“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一句感叹不但创造了诸多成语，还坐实了临淄（淄博）足球发源地的尊位，只是不知为何今日沦落到以烧烤搏眼球的地步。
公元前334年，齐威王先后与赵肃侯、魏惠王会盟，相互尊称对方为王，史称“徐州相王”。此后，各国纷纷僭越称王，皆与周天子平起平坐，天下不再有共主。前316年，消失了3000多年的禅让制在燕国还魂，燕国大乱。齐宣王田辟疆趁机兴兵伐燕，侵占燕都蓟城，禅让的燕王哙和被禅让的子之均死于乱军，燕国几近灭国。齐国的不义之战与烧杀淫掠遭到燕国上下的合力反抗，国际社会也反对齐国吞并燕国。两年后，齐国不得不从燕国撤军，燕昭王姬职登基复国。复仇的种子就此在燕地埋下，等待齐国的将是一场灭顶之灾。
国虽大，好战必亡。不过，刚愎自用的齐湣王此时还沉浸在与秦昭王互称东西二帝的极盛幻象中，殊不知噩运将至。前284年，齐国吞并宋国之举招来秦、燕、魏、赵、韩“五国伐齐”。志在雪耻的燕国摩拳擦掌，派出大将乐毅统领五国联军。四面树敌的齐国失道寡助，短短半年，包括都城临淄在内的七十多座城池便如落叶般被联军横扫，到最后只剩即墨、莒城两座孤城。若不是燕昭王“适时”病逝，乐毅被新王招回，齐国将提前半个多世纪被“战国七雄”除名。
临阵换将，兵家大忌。新将骑劫到任后立即强行攻城，坚守了五年的即墨军民在田单的率领下，以他新发明的“火牛阵”大破燕军，杀死骑劫。这一胜彻底点燃了齐国将士的斗志，百姓群起响应，反观燕军却是兵败如山倒。齐军在田单的率领下，上下同心，很快收复河山，将齐国从灭国的悬崖边拉回。即墨之战也就此载入史册，成为华夏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齐国国祚不绝如缕，齐湣王田地却合该作死。临淄城破后，田地先后投奔卫、鲁、邹国，明明是丧家之犬，却念念不忘东方大帝的排场，直接劝退了三国国君，只得辗转逃亡至尚在坚守的莒城。此时唯一未参与五国联军的楚国以救齐为名，派大将淖齿领兵入齐。也许是田地不可一世的傲慢深深触怒了淖齿，令他以极残酷的方式将其处死。田地被抽筋悬梁，哀号三日方绝，超越齐哀王成为华夏历史上死状最惨的君王。
经此一役，齐国国力大衰。在后来秦国横扫六合的征伐中，齐国无力回天，能坚持到最后也仅仅是因为它距离秦国最远。大秦帝国二世而终，秦始皇千秋万代的宏愿如他长生不死的期冀，最终止于梦想。秦末乱世，已经消亡了十二年的六国一度在其旧地死灰复燃，但很快湮灭于武功盖世的项羽和知人善任的刘邦。
汉初，高祖刘邦封庶长子刘肥为齐王，王齐地七十余城，都临淄，使齐国成为东部第一大国。尔后，文帝刘恒采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将齐国一分为七。前154年，有东方四国参与的七国之乱被敉平后，景帝刘启“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诸侯王失去了对封地的治权。至武帝时期，刘彻接受临淄人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允许诸侯王“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使诸侯国被进一步分割。秦始皇开启的大一统就此在大汉王朝得到延续和巩固。
两汉400余年，山东曾涌现出齐、鲁、昌邑等20多个封国，随着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诸侯王的权力日益萎缩，但他们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山东唯二的另一件禁止出国文物便是出土于西汉齐王墓五号陪葬坑的青铜方镜，墓主人可能是齐国被七分之前的第二代齐王刘襄。
齐王墓青铜方镜（淄博市博物馆藏）
齐王墓青铜方镜长115.1厘米、宽57.5厘米、厚仅1.2厘米，重达56.5千克，是迄今我国所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铜镜。其背部有五个柿蒂形纹环绕的环形弦纹钮，张嘴吐舌、纠结交错的夔龙卷曲游走其间，赋予镜背极强的动感。而在夸张的姿态与飞扬流动中表现一往无前的运动、力量，以及由此形成的“气势”美，便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依据2015年发掘的海昏侯墓青铜方镜，这应该是一面镶嵌在镜架内，由镜座、镜框、镜掩合围的2000多年前的穿衣镜。
经过汉初黄老政治主导下的无为而治和休养生息，得到“文景之治”滋养的西汉王朝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运筹帷幄下走向鼎盛。刘彻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一个巨变悄然发生。自诞生以来不断遭受轻视与打击的儒家学说至此被正式确立为华夏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主宰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山博十大镇馆之宝中时代最晚的《双松图轴》就是以中国文人画中最常见的松、竹、兰、石，来表达“至平、至淡、至无意”的主观心意，以及包括画家郑燮（郑板桥）本人在内的中国历代文人对儒家倡导的高洁品质和崇高气节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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